当日的《申报》记述了上谕公布之后中国的喜悦：
人们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注：《申报》1906年9月16日。）
演说家们更是激情充沛：
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注：《马相伯观察演说词》《时报》1906年9月18日）
各式庆祝会在多个地方召开，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北京最为热闹，商务印书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部分报馆和阅报社，高悬国旗庆贺，各学堂万余师生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典礼。天津、江苏、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类似的立宪庆贺会。
举国上下的欢腾似乎告诉人们，只要一纸上谕，立宪即告完成。但是，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乎狂热的激动，并没有任何理由。
最令人沮丧的是立宪的预备期一再延长，1908年8月，西太后临死之前，才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比这个王朝的寿命还多了6年。
预备立宪重要内容之一的官制改革，在中央一层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满族权贵与主持这项改革的袁世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于宫中的太监都被八旗子弟们煽动起来，日夜于老佛爷面前哭闹。最后，袁世凯只得妥协，官制改革遂不了了之。
各省成立的咨议局倒是具有代议机构性质，但进入这个全新机构的成员有严格的年龄、财富和教育程度的限制。而且，地方大员，尤其是督抚大人们，对这样一个束缚他们手脚的机构，普遍持消极态度，咨议章程只见颁布，而不见执行，咨议局徒有其名并无其实。中央一级的代议机构——资政院——的筹备更是步履维艰，直至武昌起义爆发，这个在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上，完全受制于朝廷而毫无实际权力的御用机构，甚至连通过议项的鼓掌、举手都没有学会，只不过稀稀拉拉地开过两三次形式上的会议，根本无政可资。
与上述预备立宪的举措相比较，作为宪政的基础性工作——法律修订，则显得扎实一些。
1908年8月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是日本宪法的翻版, 虽不能算作正式宪法，但确定了制定宪法的根本准则。但它把“君上大权”作为正文，而把“臣民权利义务”作为附录。这样的结构形式，说明它的重心还是在于维护君权。虽然在臣民权利义务的部分，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人身等自由权利的规定，但同时又规定必要时皇帝“得以用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沈家本、伍廷芳等负责修订法律大臣聘用日本法学专家，以大陆法系的刑法为模式，“三阅寒暑，易稿数次，始克告竣”的《大清新刑律》， 突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中国传统的法系，呈现出与旧刑律迥然不同的整体特征。尤其可贵的是，罪行法定、罪与非罪的界定、惩治教育、道德责任等现代刑法原则，在该法中均有所体现：
法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为罪。
非故意之行为，不为罪，但应论过失者，不在此限。
凡未满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
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注：《（钦定）大清刑律》）
《大清民律草案》“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大量吸收近代先进法学理论和国际通行法则。该法采巴威编制式，共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罗马法诸多民事法律原则通过德、日等国的扬弃、消化之后，又借清末修律之机影响着此后中国的法制。
然而，对大清帝国来说，这些法律都来得太晚，有些未及颁布，有的虽然颁布了，但未及实施，这个庞大的帝国就一命呜呼了！虽然未能扶大厦之将倾，但清末修律将中国沿袭已久的旧式法律推上现代化的道路，并确立了此后中国一百年的法律走向，这或许是它最具历史意义的副作用。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光绪仅3岁的侄儿溥仪在西太后临死前被指定为继任皇帝，他的父亲——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理所当然在成为摄政王。年轻的满族权贵们雄心勃勃，力图恢复他们祖上的无尚荣光。这些志大才疏的王公贵族，不断地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使原本就失去了向心力的地方政府，更加离心离德。不知死期将至的满族少壮，还全力将汉人官僚从中枢机构中排除，最具权势的袁世凯也被迫归隐原籍。以恭亲王奕訢、西太后等政治大锷当年之强势，尚且百般倚重汉人官僚，晚年的西太后更是对袁世凯等信赖有加。载沣何德何能，居然如此迫不及待地排斥打击能决定帝国生死存亡的朝廷重臣？
1911年成立的“责任内阁”，十三名成员中，满人九名，并且皇族就占了五名，汉人仅四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就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连原来一心保皇的立宪派都感觉到大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咨议局和资政院的议员大人，在失望之余纷纷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