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那个国学大家王国维谈到如何做学问，讲了三种境界，我觉得比较好。我想你也知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说的是治学第一境界，意思是说做学问要志向高远，有鸿鹄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说的是治学第二境界，意思是说做学问要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说的是治学第三境界，目的是说做学问要渐修顿悟，融会贯通。他讲得很有道理，我比较欣赏。”孔子不知不觉地又抽出了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并用鼻子嗅了嗅。
“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如何做学问。你们这个时代，许多人好像并没有理解王国维所讲的三种境界，也很少有人做到。我把你们现代所谓做学问的人划分为三种。”柳浩然觉得孔子语气里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不敢乱插言，只好洗耳恭听。
“第一种，我称之为‘学匠’。这种人读书仅限于字面，有的人对所研究的著作甚至能够倒背如流。但这种人眼里只是书，没有主观能动性，不会思考，典型一个学术奴隶。作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作者说东，不敢说西，作者说打狗，绝不敢说去撵鸡。骨子里透着奴性，灵魂完全被作者所掌控，只是一味地死读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人也很有价值。能够在保存原生态文化方面发挥作用，原汁原味地把作者的字面意思保留下来。这种人很多，属于下里巴人系列，随便到哪个高校都能找到。”孔子调侃道，顺便品了一口茶。
“第二种呢？”柳浩然觉得很新鲜，也很有道理。
“第二种，我称之为‘学者’。这种人读书，能够在理解和把握作者原意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有声有色地讲出来。有些时候，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种人眼里虽然还有书，但已经与书有了一段距离。但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没有摆脱作者思想的约束。相对于第一种人而言，这种人还是比较有才气的，可以称之为‘学者’。算得上是阳春白雪系列，并不是每所高校里都有。”孔子叹息道。忙里偷闲，孔子又嗅了嗅餐巾纸，继续高谈阔论。
“第三种，我称之为‘大师’。尽管‘大师’在现代社会早已泛滥成灾，肚子里稍微有点墨水、又会故弄玄虚、忽悠能力很强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大师’。但是，在这里，我所说的‘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不能有任何水分的。”说到这里，孔子一脸严肃。
“先师说得极是。”柳浩然频频点头。不知从何时起，全国各地像野草一样冒出了许多自诩的或者别有目的的人吹捧的、所谓的“大师”，道貌岸然，人模狗样；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水平不高，脾气不小，忽悠能力很有一手，端坐讲堂慷慨激昂，愤世嫉俗，颇有弘扬文明、传承道义之风格，眼睛里却暗瞥听讲人的钱袋子，算计着自己能够获得多少收入。这令柳浩然颇为不屑。
“大师级的人物，读书不仅仅停留在字面，停留在书本，而是到了很高的境界，已经完全无书。作者的思想，作者的见解，完全被他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能够把握住字面背后、书本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精髓。而且，一抓一个准，像打蛇七寸。读一个人的作品，不局限于一隅。善于融会贯通作者的全部作品或者主要作品，然后挖出隐藏在作者心里的东西，作者的灵魂与他的思想合为一体。这种人不仅学术功底深厚，而且社会阅历丰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斋里可以做学问，那要看做什么样的学问。没有生活的阅历，没有对社会的深刻认识，这种人的思想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没有经过风吹雨打，永远只是个亚健康状态，总让人觉得缺少点什么。可惜呀，这种学术深刻、社会阅历丰富的大师级人物不多也！”孔子有点惋惜地叹道。
柳浩然听到这里，暗自揣测，先师如果没有周游列国的经历，恐怕也很难把学问搞得那么出色。一部记载他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论语》）就成了治世的经典，历经千年而不衰，甚至还流传国外，被视为治国驭民的宝典。
“先师，还是请您指点一下，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这种人？您觉得李泽厚先生怎么样？”柳浩然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人手一本《美的历程》成为大学校园里亮丽的风景。柳浩然拜读过李泽厚先生的许多书，从心里比较佩服。
“也不能说没有。”孔子沉思了一会说。
“已经与我们在一个世间的那就不必说了。你所说的李泽厚可以算一个，其他的人好像我也不敢再提。有些人脾气大得很，学问不高，脾气不小，老虎屁股摸不得，我还是不摸为好。我倒不怕，只是担心你们这些小字辈受到连累。你们还要吃饭、穿衣，还要在现实世界里混。因为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话丢掉了饭碗，还是有点得不偿失。但我觉得李泽厚没有那么大的脾气，多说两句不妨。”孔子的心境有些坦然。
“先师，你把李泽厚先生作为大师级的人物有什么理由吗？”柳浩然有点疑惑地问道。
“当然有我的道理。我认为大师级的人物关键是有思想、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提出的理论和见解还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颠扑不破。”孔子闭目养神，悠闲地评价道。
“李泽厚评价我的那本书你读了没有？”不等柳浩然回答，孔子就急匆匆地接着问。
“那真是一个字，‘好’！我当时在写东西的时候一直想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但考虑到当时的严峻形势，还是用曲径通幽的方式表达吧。如果直接说出来，我的命不仅没了，再说也没有人喜欢。中国人喜欢含混朦胧，喜欢肚子里拐弯抹角，不像外国人那样一副直肠子，直来直去，没有含蓄之美。”孔子评价道。这个时候，柳浩然忽然想起了孔子见阳货的情景。
阳货表面上是季氏的家臣，实际上却是鲁国当时最大的权臣，典型的一个明朝的严嵩。阳货通过季氏控制了鲁国的大权，这也许就是垂帘听政的雏形。阳货比后来的慈禧太后聪明得多，自己深藏幕后，躲过风口浪尖，但手握实权，躲在自己家里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听政国事，岂不快哉！哪里像慈禧那么傻，偏要出头露面，弄个破帘子遮挡，让戊戌六君子很不痛快，闹了个百日维新，天下皆知，慈禧也大丢脸面。
很有实权的阳货看来也很有追星的情结，孔子出名之后，阳货也很想见孔子。孔子好像并不识趣，还是很有点知识分子的风骨，推说自己时间很紧张、外出授课任务繁重、抽不开身等等，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去。
阳货一看，好小子，敢在我面前玩猫腻，心里很不痛快。但是，他却不愿对孔子动武，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再说，小小的一个读书人，不值得大动干戈。对这一点，阳货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于是，阳货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办法，派人给孔子送去了一头烤好的乳猪。这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礼物。按照现在的标准，不是奔驰也是宝马。人家给送礼来了，自己不去见面是不符合礼法的。再说，孔子是非常重视礼的。但从心里来说，孔子又确实不愿意去，怎么办呢？孔子想了一个自认为非常聪明的办法。他打算趁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见阳货。这样既不违背礼节，又避免了与阳货见面的尴尬，岂不是一举两得？
阳货在当时也是比较重要的领导人物，每天的日程安排肯定会在鲁国日报上刊登的。鲁国国家电视台不惜压缩广告黄金时间，不厌其烦地报道阳货的主要活动。网络上肯定也有一大帮“粉丝”，整天对阳货的日常活动和生活起居关心得细致入微，在网络上列得清清楚楚。阳货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孔子也是很清楚的。于是，在得知阳货外出，孔子便去拜访。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冤家路窄，在回来的路上偏偏碰见了阳货。孔子躲是躲不过去了，只好和阳货寒暄。
阳货心里一直憋着气，看到孔子也就很不客气，像召唤家人似的招呼孔子。“过来，我给你说几句话！”聪明的孔子尽管很丢脸面，但也不能不听，谁叫你收了人家的烤猪呢？阳货摆事实、讲道理，言外之意暗示孔子，只有服从他阳货，孔子的宏图大志才能够实现。对阳货的表演孔子心里“门儿清”，尽管嗤之以鼻，但慑于阳货的淫威，表面上还是应付说“一切按领导的指示办”。
孔子很懂得中庸之道和明哲保身，在敌强我弱面前绝对不能逞强好胜、逞匹夫之勇，否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在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卧薪尝胆似的吸取总结败走麦城的教训。真要到了那个时候，黄花菜早就凉了。能否东山再起、咸鱼翻身只有天知道了。要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怎么能不顾船夫劝说，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托词一意孤行地自导自演了一出千古流传的《霸王别姬》、最后自刎乌江了呢？关键是对前途彻底失去了信心。哀莫大于心死，项羽天才般地把话中的真谛演绎得淋漓尽致，只是风格比较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