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是最年轻的（他甚至还没有完成他的法律学业），但由于他做得很多，阿希也·贝芮蒂委托他准备一份将耐依大街部分路段纳入地下的非常敏感的案卷。该大街已经变得十分喧闹，沿街居民一直没有停止过抱怨。他的工作质量再一次得到称许。
再回过头来看看。尼古拉在市长身边学到不少东西，这个人威望很高，关系很多。他是资深律师，前警察局长，第二次世界大站解放勋章获得者。1947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和耐依市长。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主持过国民议会。他肯定不是一位大演说家，但他熟知自己职业上的所有诀窍。尼古拉经常在市政厅走动，碰到从市长办公室出来的人，就同他们打招呼，向他们问好，实际上，他是在了解情况他要了解市政府里发生的一切。
另一位政治上的教师：夏尔·帕斯瓜。他在上塞纳省重组该党。他是联盟的首脑。因此，跟他在一起很合适。他必然注意到了尼古拉，并在1977年任命他和尼特里古·德弗其昂（Patriek Devedjian）为省助理书记，为他们确定的公务是坚固运动的根基。
“尼古拉引起我注意的是——”德弗其昂指出，“他是在这一年认识他的——他的胆量和他的想象力。他有这样的说法：‘人家没有请我吃饭时，我就带着饭去敲门，很少有人不留我一起进餐的。’”
译文是：“如果有问题时别人没有想到我，我就带着解决问题的办法去，让人接受。”
阐明箴言：这位年轻的活动分子也成了夏尔·帕斯瓜不可缺少的一员了，就像他对于阿希尔·贝芮蒂那样。足智多谋，他懂得要想成功，要找到一位年龄大、地位尽可能高的教父，博得他的欢心，以便在时机成熟时收获全部或一部分遗产。从他们的经验中汲取养料，结合青春的活力、灵活性和创造性。根据他的说法，有来有往，胜券在握。
这种方法在乔治·蒙代尔后来写的传记中有细微的描述。他从中也认出了自己的特征。第三帝国前内政部长蒙代尔（他于1944年被保安队杀害）的政治生涯是在乔治·克勒芒索（Georges Clemenceau）周围开始的。他在显示出自己工作无与伦比的机灵和热情的同时，设法让“老虎”接受了他。（ “老虎”是法国政治家乔治·克勒芒索的绰号——译者注）
阿希尔·贝芮蒂——尼古拉对他一直非常尊敬，称呼他“先生”——可以相信他的忠诚。
1978年议会选举对此是一次很好的测试。市长刚被任命到宪法委员会工作，不能参选，托付给他一个敏感的任务：推动罗伯特·埃桑（Robert Llersant）的竞选运动。他是《费加罗报》的主持人，受到希拉克的支持。但是他要与贝芮蒂的候补人法洛伦萨·达尔姑尔（Florence d’Harcourt）对抗，她不愿放弃这个位位置。这就产生了争吵。事情很麻烦。法洛伦萨·达尔姑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孤单的女人，被自己的阵营抛弃了。她不得不跟一个强大的、而且被指控在二战中（与敌人）合作的对手去斗。因此，这个对手就显得是一个很坏的候选人。尼古拉·萨科齐提醒帕斯瓜和贝芮蒂，这是在跑向灾难。然而，他还是将他的任务努力做完。
他看得很准。法洛伦萨·达尔姑尔很容易就击败了埃桑而当选。而他，也尽了他的本分。“我从未见有人像他那样，懂得当有人需要他时就和需要他的人在一起，又让人感到愉快。说话体贴，甚至还有小礼物，”尼特里克·德弗其昂还谈到这一点。
忠诚有时候是要花代价的。在1983年市政选举中，他从第37位晋升到第7位。漂亮的进展。于是在28岁时，他当上了市长助理。前一年，他娶了玛丽-多米尼克·居里奥里（Marie-Dominique Culioli），一位年青的女活动分子。是阿希尔为他们主持婚礼的。玛丽是科西嘉人，维柯（Vico科西嘉一地名）一位药剂师的女儿。这也加强了与他的关系。“和尼古拉在一起，自发性总和盘算混在一起的”，一位旁观者注意到。
在市长的要求下，他大量参加了编制名单的工作（他自认为有责任做）。现在他成了一个扎根在地方上的有影响的人物了。
夏尔·帕斯瓜很敏感，他以同样方式回报。尼古拉·萨科齐从此成了帕斯瓜孩子们中间的一分子。还有另外两个：帕特里克·德弗昂和巴尔卡尼（Balkany），巴尔卡尼的父亲也是匈牙利人，和他一样。还有罗杰·卡鲁奇（Roger Karoutechi）。他们全是移民的儿子，他们“有雄心”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都很感谢上塞纳省的主管。新的晋升：1977年，罗杰·卡鲁奇和尼古拉·萨科齐被任命为共和国联盟全国青年代表，前者负责大学，后者负责推广发展工作。
一个微小但却意味深长的例子。尼古拉在1978年得到一份好差事，在巴拉尔兵营服役。其实这与军事无多大关系。它被归人GRI，这是一个夸张的称呼，与任何一个快速反应部队都无关。GPI专注于场所的整洁工作。尼古拉·萨科齐的任务是在兵营大堂打蜡。每天上午从6时到10时。“我使用上光机打蜡。”他说。还有更艰苦的。谢谢夏尔，谢谢阿希尔。不过，这位年轻人想必会将此作为对投资的一个公平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