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承认，政治很快就会让年轻人的活动分子感受到一种更有价值的镜子效应。那些比他年长的人，很快就能识别。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他这样年龄的人中，他是非常成熟的。确实很有口才，有概括和辩驳的才能，”耐依市共和国民主联盟分部书记雷内·休伏·德波谢纳回忆说：“每星期六，我们都要举行常规的情况介绍会，那时主要是尼古拉讲话。此后不久，他又组织了一些更重要的集会，邀请了一些领导人。”于是，就有了这位红光满面的新型演说家、运动的总书记亚历山大·桑给耐特，他吸引着数以百计的年轻听众。对他来讲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对组织者也是如此。“他邀请了一些知名人士，以让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人物。”正如他的朋友让-玛丽·休舍尼埃敏锐指出的那样。
自此以后，他变得身不由已。他的备忘录记得密密麻麻的。每个星期六都排得满满的，星期天也一样。活动分子们回忆道：那一天，“我们动用了四五辆汽车去哥萨克人那儿，要在郊区一些城镇的墙上贴满共和国民主联盟的招贴海报，当时，这些城缜完全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是红色地带。我们像疯子那样高兴极了。”
学习本身，他还是紧抓的（后来他很顺利地取得了学士学位）。尤其是1968年的事件留下了很多痕迹：罢工，游行和危机在南塔的系科中一个接一个不断出现。在梯形大教室中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声明他反对罢工，宣称他是戴高乐派，并且为此感到自豪。尼古拉遭到左派的殴打，身上到处是瘀血斑斑，新衣成了碎片。六个月后他说，我不能在白天去上课。我晚上才能听课。”
他在耐依市的戴高乐派中交了些朋友，其中有菲利普·葛朗其：“我得到他的帮助最多，”他肯定地说。他是掌管分部的财政、房地产专家、市政府顾问、共和国民主联盟中央委员，还是夏邦-代尔马斯坚定的支持者。“在那个时代，”他说，“我还是单身汉。尼古拉晚上经常来我家，我们讨论政治。正是1974年12月的一个晚上，我刚收到一封马蒂尼翁的电报，通知我去参加第二天星期六8时30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这完全是一个特别的程序。我告诉他，我感到奇怪。他要我带他去。他坚持此要求，最后我让步了。”
这一年1974年12月，共和国民主联盟非常不景气，它不再掌权了。而新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很不卖力——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来吸引戴高乐派人士，他们是议会多数派中的多数。雅克·希拉克一直被他们中的很多人看作是“叛徒”。而年轻的总理却使出混身的解数，以博得他们的好感。他使用越来越多亲切的话语，友好地打电话给他们，向他们提供方便，邀请他们中的很多人到马蒂尼翁宫去，让他们有更多的期望。用重亲征服的词语来展示前景。“到下次用民议会选举时，我们将重新取得150席。我们要保持多数中的多数地位。”在9月份的议会日期间，他许诺说，装出一副不知道所提到的议会选举应该在四年以后才会举行。不过，这样做还真有用。这一类述说使人心里得到了安慰。共和国民主联盟负责推广的全国书论夏尔·帕斯瓜、一位带有热带（科西嘉）地方口间的喋喋不休的人，纯正的戴高乐派人士，他还致力于将运动希拉克化。他从一个总部到别一个总部，到处宣传同一个信息：“要重新执政，我们只能依靠希拉克。”
总书记亚历山大·桑给耐特的任期快满了。他最早应于1975年3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选连任。可是那些头面人物已经坐不住了。性情温和的奥利维也·基夏毫不隐讳地表示，他要当这个运动的头头。米歇尔·德勃雷也一样，但他不说，只是启发别人，说是如果有一个集体行使的领导可能更合适。这样乱哄哄的，当然还比较隐蔽，却已经让爱丽舍宫很担心了。雅克·希拉克不是许诺过他要努力把共和国民主联盟变成吉斯卡尔主义的党吗？甚至可以说，这是总统交给他的唯一的使命，十二月初，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要去安德烈斯群岛会见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按照惯例，总理陪同总统去机场。在路上，他们谈起了共和国民主联盟内的形势。在登机时，吉斯卡尔说了这么一句：“要采取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