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承认只有一个癖好：集邮。他把这种热情灌输给了尼古拉。他经常在星期天带他去邮票市场，就是靠近香榭丽舍大街的圆形广场的那个。“不过他什么都不买，”外孙惋惜地说。他曾经发现塞尚的《玩纸牌的人》，不过不是在一所博物馆里，而是在一张邮政凭证上。在凝视这些人物的时候，他们也跨过了边界，越过了海洋，到这些1946年以后成了法兰西联盟的殖民地旅行了一次。依然是对法国的热爱。“他有一种理想化的概念，”他的外孙们都这么说。当然，他带他们去香榭丽舍观看11月11日的列队游行。尼古拉骑在他的脖子上，试图看到戴高乐将军——外祖父崇拜的偶像。“他是戴高乐派中的戴高乐派！”就像他们今天说的那样。
戴高乐派，这位外祖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1968年5月29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示威，对几星期以来一直叫嚷：“十年，够了！”来敦促将军离去的人，他要和人群一起来反驳他们：“戴高乐并不孤单。”
尼古拉只有13岁，要参加队伍还太小。他母亲不得不确保判断力不够的他好好呆在蒙索学校里。纪尧姆那时已经18岁了，不同意这些反现体制运动的主张。他说道：“在三个月前，就是八月份，当苏联军车侵入布拉格时，我就喊过‘布拉格，布达佩斯，华沙，够了！’”
萨科齐兄弟们的第一个积极的动力是他们的匈牙利根子。三个人都表示了他们出自内心深处的、全面的、根本的对共产主义的大厌恶。
国内安宁确立了，戴高乐的地位暂时加强了——暂时的——议会选举胜利后，假期也到来了。不变的规矩，就像对周末那样：自从离婚以后，妲蒂七月份在奔大雅克（PONTAILLAC）靠近路瓦央(ROYAN)的地方，租了海边一幢大别墅的第三层。这是一个盎格鲁-诺曼第风格的房子，属于她幼年的一个朋友叫法比耶娜·高特莱夫斯基斯（FABIENNE GODLEWSKI）的公婆所有。她的两个女儿勃利齐特和莫里埃尔与纪尧姆和尼古拉同处出生。在那儿也遇见圣·马蒂安家的三个表兄弟。总共约有十来个孩子。他们每年夏天在那儿重逢，差不多连续了十五年之久。
萨科齐家的人带头捣乱。房子由于他们的吵闹而抖动。人们在这里不再很融洽。尼古拉带着维尼龙的手提箱来了，他把音乐开得震耳的响，当然是反复听他的偶象约尼·哈里迪也有法朗士·嘎勒和埃尔维·维拉尔。
“幸亏我外祖父是聋子。”勃利齐特强调说。
假期就是这样过的。不过，对妲蒂来说，既可能胡思乱想，也不能停留在温存上面。
天刚亮她就起来，做家务，买东西。她叫醒孩子们，要尽快送他们去沙滩，参加ABC俱乐部的体操课。快！小子们，快出去！下午，大家几乎都去游泳了，而尼古拉却宁可去PEAISANCE咖啡馆，那里有一台电视机——新事物（当然是黑白的）——正在播放环法自行车赛的几个阶段。要不，就到马戏场去驯马，在那儿照料马匹。妲蒂在不请同伴们进食大块薄饼时，就与跟她一样贪吃的莫利埃尔一起，在下午骑自行车去周围的糕饼店转一转。他们对那儿的每一种特色产品都很熟悉。
晚上，大孩子们经常一起去邻近的别墅，他们骑租来的轻便摩托车。妲蒂穿着长睡衣，在楼梯上面观察他们返回来，看着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去，尼古拉太小了，不得不留在家里。为此，他经常生气大发雷霆。
八月份，日程变了。妲蒂又上班了。现在要由外祖父和姨妈来照顾他们。他们带孩子们去旅行，去苏格兰、意大利、或者还有比亚里茨。八月下半月妲蒂带她的孩子坐火车去博瓦隆，到圣·托洛贝湾最漂亮的别墅之一“水上宫殿”。这是沃凡特夫妇的一处物业。沃凡特夫人是她在杜邦洛（DUPANLOUP）读书时的一位朋友，丈夫是证券经纪人，其父是沃凡特上校，是米其林的女婿，还曾是该企业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些都是非常有钱的人，因此他们过的是奢华的生活。他们有三个跟萨科齐兄弟相同年龄的男孩。萨科齐三兄弟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那儿有一个游泳池，一处私人海滩，一条摩托艇，还有服务人员，一切舒适都有。还有一段附近别墅纨绔子弟的游船。这一切使得度假生活过得非常舒适，与他的兄弟们相反，尼古拉对这一切感觉并不很好。他说：“当我的母亲走时，我感到被遗弃了，被损害了。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沮丧。”这是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中，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社会地位得到承认。而他作为一个客人，坐在这个家庭餐桌的一端，就像现在这样，觉得受到某种刺激，让他感到自己属于社会底层。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别有多大，让他难受的是感到在某些有地位的人旁边，自己什么都不是，或者算不上什么。这能理解，就是对自己信心不足。这些是他不能忍受的。“我被童年时的羞辱加工过。”他后来说。
“从十四岁起，我就看见他在为自己找理由。他总是跟我谈到报复，而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斯坦发（STEPHANE）肯定地说，他是沃凡特家最小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