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谢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至今我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七十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靠近根部的地方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