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笱:绿帽子是因为爱得不够神圣

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

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

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

--《齐风·敝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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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同大家分享这首诗,我得先给各位讲讲那段历史,因为想读通过去的诗,就得先回到过去里去。

这事儿得先从鲁国说起。鲁国是齐国的近邻,周公旦的封地,世代秉礼为国。到了鲁桓公摄政的时候,鲁国开始有了借助外力强大自己改变地位的想法,于是派公子挥前往“大国”--齐国求婚。

鲁桓公第一次求婚时,齐僖公还对郑国太子忽心存惦念,想招他为乘龙快婿,因此借口文姜身体有恙,说打算等她病愈之后再谈婚论嫁。鲁桓公深恐齐僖公是借故推托,美人被别人抱走,在随后两次因公会盟期间,再三求亲。随后,齐僖公又遭到了太子忽的第二次拒绝。彻底死心的齐僖公感动于鲁桓公的诚意,终于同意许婚。

再说,与文姜关系暧昧的哥哥诸儿,听说妹妹的婚期在即,“从前狂心,不觉复萌”。借贺喜之名,命宫女送了一束桃花给文姜,并内附一首情诗:

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

其意为:

春来桃树开满花,嫣红灿烂似彩霞,近在窗边未攀折,可惜飘落别人家。

文姜收到桃花,读了情诗,黯然神伤,也回寄了一首小诗:

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

意为:

春来桃花开满枝,花朵娇媚蕊如丝,今年花开君未折,明年花开莫嫌迟。

公元前709年,文姜心怀与兄长诸儿来春相会的密约出嫁,齐僖公亲送文姜至鲁国边境,随从如云,声势显赫,盛极一时,鲁桓公亲自前往迎接,回国完婚。齐僖公为了防止这对兄妹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特意下了旨意,告知文姜不得回家省亲。

公元前697年,齐僖公驾崩,诸儿接班,是为齐襄公。这时他的元妃宋女去世也有一年多了,齐襄公向周天子求亲。周天王接受聘礼,同意婚事,钦定由鲁桓公主婚。鲁桓公欣然受命,准备亲自到齐国商量婚礼详情。

文姜听说丈夫要去齐国,也提出想回国省亲。鲁桓公素来对妻子言听计从,这次也没有例外。而《敝笱》描述的便是文姜归家省兄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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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关于文姜的批判之声始终存在,即使我拼了命为之辩护,以后也还会有。但我还是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敝笱》唱的是文姜,但要批的绝对不是她。不信?那我们就来再读一遍:

破篓拦在鱼梁上,鳊鱼鲲鱼心不惊。齐国文姜回娘家,随从人员多如云。

破篓拦在鱼梁上,鳊鱼鲢鱼心不虚。齐国文姜回娘家,随从人员多如雨。

破篓拦在鱼梁上,鱼儿来往不惴惴。齐国文姜回娘家,随从人员多如水。

文姜归家,随从多“如云”、随从多“如雨”、随从多“如水”。明明是文姜随夫出了趟公差,只不过这次出差的目的地恰好是她的娘家而已,可诗中却大写特写了她的风光旖旎,万众瞩目;丝毫不见其夫君的影子,好像这本就是一次专程的探亲之旅。也难怪后人多以为这首诗也是在写文姜的了。

但后人中也有明白人,方玉润就在《诗经原始》中说过:“‘其从如云’、‘其从如雨’、‘其从如水’,非叹仆从之盛,正以笑公从妇归宁,故仆从加盛如此其极也。”方玉润独具慧眼,

透过字面,看出诗中借说文姜笑讽了鲁桓公的无能。

鱼儿暗喻文姜,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那么敝笱自然是鲁桓公了,这个也不用讨论。鱼篓本是用来擒鱼的,可是这个“笱”已经破到了大鱼小鱼都能自由来去的地步,完全就是形同虚设,你却还要用这个破鱼篓来网鱼,这不是太可笑了么?而身为一个鱼篓却网不住鱼,甚至让一条本已进篓的鱼又游了出去,这不是无能又是什么?

因此,《敝笱》一诗是借文姜讽刺鲁桓公的,嘲笑堂堂一国君主却对老婆给自己戴了绿帽子而无计可施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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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戴绿帽子,从古至今对于男人都是头等失面子的大事,不得天下不等于不成功,但一顶绿帽子足以说明一生的失败。

说到绿帽子,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身材矮小相貌猥琐的武大郎来,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戴了顶绿帽子自然难逃被八卦的命运,而武大这等草民的家事能被后人言传不休,可见这一顶绿帽子实在是绿得很了。武大既非人才也没钱财,娶了潘金莲那样的美女,的确会让一旁的凡夫俗子心里不能平衡,要知道比武大强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可这些人的老婆多不如潘金莲可人可心,嫉妒也就在所难免。所以武大被戴了绿帽子,气得跳脚的只有他,拼命要去告官的也只有他,旁人都在看热闹,甚至还有帮了潘金莲来杀他的。

国人多为性情中人,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所以往好了说,有“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往坏了讲就有“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之说。武大的故事充分显示了这个特点。潘金莲背叛--不仁在先,武大自然就要告官--不义在后;而对潘金莲来说,你武大告官属于不仁在先,那我杀你自然就是不义在后了。

同样是被戴了绿帽子,外国人就要看开许多。契诃夫小说《钉子上》中,男主人公的举动就很值得玩味。

文官斯特鲁奇科夫在自己的命名日(命名日是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纪念日。主要在一些天主教、东正教国家庆祝)这一天,带了一群同事回家吃饭。一路上,他们一边慢腾腾地走着,一边听斯特鲁奇科夫炫耀自己老婆的好手艺。可进了家门,他们发现“墙上有一颗大钉子,钉子上挂着一顶新制帽,带着亮晃晃的帽檐和帽章”。

“这是他的帽子!”在场的人都变了脸色,看来“他”是个他们都认识的人。可我们的男主人公并没有吃惊或者尴尬,而是带了同事们去外面喝酒,等“他”离开再回来。他甚至还安慰同事们不要急,“他”两个小时后一定会离开。

等到他们返回时,“他”的确已经走了,但情况却更糟糕--钉子上换了一顶貂皮帽子。这又是谁的呢?斯特鲁奇科夫告诉同事们,这个人是普罗卡契洛夫,他也不会坐很久的。有人开始安慰我们的男主人,“普罗卡契洛夫是个有势力的人物!他在你妻子那里坐上一个钟头,往后你……就有十年的造化呢。这是运气来了,老兄!何必伤心呢?用不着伤心……”

男主人显然已经习惯这样的境况,所以他说:“就是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用不着伤心。问题不在这儿!我不痛快的是我的肚子饿得慌!”

小说的结尾写道:“一直到傍晚七点多钟,钉子才解除负担,他们也才能动手吃馅饼!可是馅饼干瘪了,白菜汤不烫了,鹅烤焦了,总之斯特鲁奇科夫的前程破坏了一切!不过呢,他们吃得倒是蛮有味道的。”小人物的卑微和奴性在这一句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写。

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齐国人来说,冒着惹怒国君的压力,通过描写文姜归家的浩大来暗指此举的隐患与不妥,这样的苦口婆心实属不易,当年的鲁桓公可曾领会到百姓的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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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这一生可以被人戴高帽,可以与他人周旋戴礼帽,甚至可以为争得自己的天下从而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帽,但最怕的莫过于这顶“绿帽子”。

如果说在婚姻的殿堂里,文姜有罪,那么审判文姜之罪的,绝不可能是鲁桓公。而这座婚姻的殿堂绝不会是公然于世的审判大会,通常仅仅是两个人的豪华之家。我曾在《载驱》里提到过文姜在与鲁桓公结婚后的漫长婚姻里,缺乏了做女人的安全感,而鲁桓公之所以失败,有了这顶令他一生含辱的绿帽子,究竟是谁之过。

不需要回到历史中去他们二人的大殿看他们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

我们只需冷静地客观地分析,即不难得出结论--鲁桓公没有通过自己的魅力挽回文姜已有所属同时支离破碎的心。他做得不够,他做得不完美,他甚至不懂如何去讨好一个女人的心。而这个女人文姜,又是非同一般的女人,纵使鲁桓公曾为她的美貌折服,一心只想娶她为妻,但一时的冲动却没有一生的付出,论枉费一个女人,非他自己莫属。

叶兆言的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丁问渔对美人雨媛的爱情可以在此作一个鲜明的对比。同是美人,雨媛得到的爱是珍贵的,是值得她一生去惜之如宝的,而丁问渔对雨媛的爱则是稀世的,是世上罕见的:“他只想付出和表达,不在乎回报和结果,只要能爱就心满意足,只要能爱就万念俱灰。”丁问渔这样的男人的爱情,像某个牌子的矿泉水,经过了二十七道过滤,消除了一切世俗杂念,近乎神圣,就像圣母院敲钟人对于吉卜赛女郎的爱。

鲁桓公先错在不懂如何爱,复错于爱得过于潦草。容貌之爱只是一时之欢,抵达心灵后的爱,不但是自己的造化更是令那个女人死心塌地的咒语,可以让她一生困住,心甘情愿。文姜对诸儿不正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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