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个地方戏剧种纷纷进北京，献演它最拿手的剧目。献演的过程中，各个戏种不仅对剧本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并且导演进入，对演出作了全盘的规划。这种全台“一棵菜”确实给舞台带来一种新风，于是京戏也匆忙跟进，专业的编剧与导演形成了制度。另外，京戏还认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习人家的史坦尼戏剧体系。这种学习后来走了弯路，但至少也让京戏演员懂得了许多新的演剧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北京兴建了许多新的剧场，舞台呈镜框式，是缩进舞台后部的。这样演员演戏必须精神集中，不能再悄悄问同台演员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但有时也多少有些机械化，过去时兴即兴表演，演员在台上允许适度挥洒，而这时，舞台上所有表演全都定型，演员今天嗓子特好，想多卖两下，也是不被允许的。编剧导演重视自己的劳动，于是要求演出时舞台要整齐划一，凡是排戏中有的，演出中也一定要有。不允许演员即兴发挥，如果那么做了，就是洒狗血，回来要受处分。
从剧团的体制上看，过去是戏班制，名演员同时也是班主；京剧时期则改为剧团或剧院，里边有许多行政干部，以及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这些人是不上台的，但同样挣工资，而且还不少。
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还保持了京戏的某些特征，他们时常“一分为三”，把一个团分成三个演出队，分别安扎在北京、天津的三个剧场，主要演员各处巡回，其他一般演员基本不动。剧目基本就是这四位大演员的看家戏，遇到年节，主要演员演歇工戏继续赚钱，而同时又把二线的中年主要演员推向第一线。这样，他们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而且每年都能上交不少利润。50年代的中国京剧院，走的则是另一种“京剧道路”。每年都要新排不少的新戏，每个戏都执行严格的导演制度。于是这就需要国家进行不小的投资。但几十年积累下来，中国京剧院的这几十出新戏，使得他们在京剧文化上也有巨大的开拓。这个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其实，回溯戏曲的历史，也产生过小戏与大戏之分。小戏的特征是拥有以下的七个要素：演员、歌唱、舞蹈、代言、故事、表演、演出场所。而大戏需要有九个要素：故事、诗歌、音乐、舞蹈、杂技、讲唱文学、叙述方式、俳优装扮、代言体、狭隘剧场。
仔细比较上述的“七”与“九”，确实能让我们感慨万千。第八章从庙会到集会把庙会和集会放在一起品评是我的“发明”，因为二者都是人群的聚散，但彼此的情形大不一样。近人李国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市肆篇》引清人《燕京杂记》说：交易于市者，南方谓之趁墟，北方谓之赶集，又谓之赶会，京师则谓之赶庙。月之逢三日，聚于南城土地庙……月之逢七、八日，聚市于西四牌楼护国寺，逢九、十日，聚市于东四牌楼隆福寺，珠玉云屯，锦绣山积，华衣丽服，修短合人随度，珍奇玩器，至有人所未睹者。隆福寺，原建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正殿俗称三大士殿，供奉骑金毛吼的观世音菩萨，骑狮的文殊菩萨，骑象的普贤菩萨。清康熙末年，此地开始出现庙会。现旧址上是隆福寺百货商场。前者古典，后者现代。
先说庙会。最早的庙会是隶属于“庙”的一种活动，到近代以来，只借庙宇的那块地方，成为最大多数老百姓聚集并开展贸易的场所了。北京过去的庙会，都是在城里或近郊找一块空地，参与的人（包括买者与卖者）都确认每旬之中的一个准日子，双方都聚到这里来，如果成交情况不错，下一旬的这天大家还都来。慢慢地，买卖双方觉得这活动“还行”，又把游艺活动放了进来，于是庙会就变成既买卖又游乐的场所。在北京，最大的庙会是东城的隆福寺，每旬的七、八、九、十一共四天，另外西城的白塔寺是每旬的三、四，护国寺则是每旬的五、六；其他城中还有土地庙等两三处地方，规模就显然小得多了。后来隆福寺又增加了每旬的一、二两天，这样每旬十天当中就有六天在隆福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