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住前院，北房没有廊子，冬天最舒服，半窗红日，由一早直晒到下午一两点钟，又烧着炉子，虽然火整日封着，也永远是暖融融的感觉。后来搬到后院，开始没有房客，只一家住，院子又深，邻院大槐树荫凉，遮满整个东房屋顶。虽是东房，夏季也无暑意。大学快毕业时，我在东屋借住了两个多月写毕业论文，两明一暗，里间空着，我住外间，一副铺板，一张大写字台，一个大方凳，家具极为简单，地是大青砖地，扫的清清净净。窗户下边玻璃，上面冷布卷帘，挂着竹帘子，生活之舒畅、方便，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写文时，竹帘冷布空气流通，静得恰到好处，即可偶闻胡同之中漫长的叫卖声，写的有些累了，抬脚一掀帘子走到院中，足够你伸腿、踢脚、抬头看天，白云浮动，青天高渺，偶有不知谁家鸽子一群飞过……邓文所说的，是他借住在一位同学家中。同学已丧父，只与寡母生活在一起。
他们娘俩尚住了前后两个三合院，想来经济条件不错。邓文所说的这个南魏胡同，我在20世纪50年代随父母亦迁居到这里，居住了二三十年之久。我们的家也是三合院，也是路南，邓文中写到的那些感觉，我陆续都多少体验到了一些。在邓写文的那个时期，北京房子富余，市面上“房子招租”的广告很多，租金也相当低廉，因此一般市民在居住条件上比较充裕。有了朋友或亲戚从外地来北京，事先打个招呼，等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径直就奔向下榻的亲友处了。从这居住的侧面也能看出那时北京生活上的方便。
北京最先出现的柏油马路，是挤满了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有说东交民巷曾经是京城最长的一条胡同。明清前被叫做江米巷。清人张廷玉编纂《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六有记：（正统）六年，造宣武门东城河南岸桥。修江米巷玉河桥及堤，并浚京城西南河。可见五百年前的今东交民巷附近，是通漕运，并很有可能还是南来江米的仓储及集散之地的。江米是古建筑中非常重要的黏合剂，并不像今天包个粽子、熬碗黏粥那么简单。清同治末年，日、俄、美、英、法、荷等国纷纷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或许是考虑外交观瞻，晚清政府也逐渐开始重视改变“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道路环境。但据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的记载：“京师惟东交民巷中段路稍平，雨后泥亦不深。则以各国使馆所在，自行修理故也。”或许京都最初的道理修整意识，也是受了外人自扫门前雪后的启示吧？！第二条柏油马路，则出现在前门廊房胡同二条，那里是前门区最重要的珠宝玉器大街，外国人去得极多。 这时出现了专门拉外国人的洋车夫，一清早他们等候在六国饭店或北京饭店门口，老外出来了，他们把客人请上自己的车，用简单的英语问明要去的地方。如果听清楚是去廊房二条的话，则一定要把这客人再拉回来。他们轻巧地一路飞跑，等进入廊房二条，把洋人送进某家铺子，就与迎出来的伙计做个手势，然后退回到街口等待。一会儿，洋人完成交易出门，他则在街口瞄见到了，一路拉着空车来到洋人面前。洋人欢喜上车，店铺伙计也把一个小包递给车夫。试问内中装着什么？是千分之三的提成。这在廊房二条两百年经营的过程中已成惯例。而且，如果父一辈的车夫年老退休，子一辈的车夫立刻顶替。这，同样也成为两百年的惯例。
那个时期从外地到北京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在北京市内，乘坐汽车的时候也渐渐多了起来，汽车的路线开始陆续增多，每年牡丹开放之时，还特地开辟专线，把大批游人运送到南城的崇效寺看牡丹。至于一般个体行为，最普及最方便的出行方式则是乘坐洋车。洋车本身有新旧，车夫的体力有强弱，但这些都由坐车者自由选择，而他们的付酬只与路途的远近有关。有人曾记录了当时从北京最重要的车口（前门火车站）出发的一张价目表：到崇文门、宣武门、永定门大约一角。
到东四、西四、地安门一角五六。
到北新桥、新街口附近两角。
到安定门、鼓楼、德胜门附近两角三四。
到东直门、西直门附近两角五。
到朝阳门、阜成门附近两角。
到广渠门、广安门附近一角七八。
到左安门、右安门附近两角四五。这个价目表有个特点，从北京市的地理中心（前门）出发，路线是一左一右辐射到中轴线的两侧，北京市民心里的距离感特别准确，所以一旦确立之后，无论买方还是卖方，就都能自觉维护。如果不是在前门上车，心里那根标尺随便一对照，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作家老向也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对北京洋车夫的认识：提到车辆，立刻想起洋车夫来。在社会表面活动的，洋车夫当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触到的也是洋车夫。他们的品类之繁，难以数计；他们的生活之苦，也难以形容。但是无论他怎样地汗流浃背，无论他怎样地精疲力竭，他绝不会以失和的态度向你强索一个铜板；你若情愿多给他一两枚，他会由丹田里发出声音来，向你致诚挚的谢忱。最教人难以索解的是，有时他向你报告沦为车夫的惨史，或是申明八口待哺，车费无着的当儿，还是用一种坐在茶馆中品茶的闲适与幽默的口调！难得他们是怎么锻炼的！这，真让我们没法说。车夫都是默默的，他们没有语言，他们有的是对你的热诚的感谢。这，就是北京对你的回应。第五章公园乃是新事物北京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园，还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事。北京最早的公园，或许该算是今天位于西直门外的动物园了。 1908年，它正式售票对外开放。清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廿三日记云：“（农事实验场）在西直门外，旧为三贝子园，周十五里，已荒废，新造楼亭，并开渠通舟。其万牲园移于场之东南，珍禽异兽，笼置而栏隔焉。……自五月一日始，即售卷，纵人参观矣。”万牲园，当时属于中国第一家现代农业实验研究基地的附属设施。鲁迅先生1912年5月5日第一次来到北京，两个星期后，就“与恂士、季士游万牲园”，可见当时北京公共消闲的公园多么稀少，有着几头瘦骨嶙峋的老虎、狮子和斑马的万牲园，就给百姓带来了聊胜于无的慰藉。诚然，北京从一建城的时候，城中就修建了不少有山有水的好去处，但都属于皇家园林，根本没有老百姓的分儿。只有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出走去天津当寓公之后，这才陆续把原来的皇家园林开放，成为老百姓可以游憩和消闲之处。本章拟谈太庙、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四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