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额岁九万余两，今加至十万余两，例加也。各门课钱，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凡男子囊袱骑驴，例须有课，轮车则计囊袱多少以为算榷。至于菜茄入城，乡民亦须于鬓边插钱二文，以凭经税小内使径行摘之，彼此不须相问，甚可粲也。鸡豚必察，不知何年经始历阶，今遂为司农正赋耳。又长安大城内宰猪，例于诸门外屠割入城，每猪税二十五文。终朝之入，坊巷闲民暗计用猪多少以占市事，垄断之用术不在商而在朝也。”此例沿袭到清朝，这种逢人纳税、遇路留钱的“世相”仍然盛行。清人查嗣瑮曾有诗云：“九门征课一门（按：崇文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至于这些零星盘削的税赋，多少用做了王宫内室的珍馐和胭脂钱，只有那些尽职尽责的税官们清楚了。比如说，处在北京正中心位置的前门，主要用于商业；崇文门连着旧日海关，供商人随时出入；宣武门外是宣南文化的发祥地，赶考之人出入比较多；西直门主要是为皇宫运送西郊的泉水；朝阳门担负从通州运粮食的功能；德胜门是军队出征的经由之地，等军队回归，则就要进安定门了。如此种种，日久天长，实用基础上又增添了审美价值。刘秉忠的贡献还在于，他为元大都设立了城市的中轴线，线的左右基本对称，重要的建筑物也需要左右对称，甚至连朝臣上朝，都要文臣在左而武将在右。这种种的设定，其背后的根据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以及自周之后历朝建设都城形成的规矩。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水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例如元大都之前的金中都，位置在现北京城的西南，中都的中心位于今广安门西南。当时为中都提供水源的，是北京西南方的西湖，面积很小，水源有限。后来蒙古军队统帅忽必烈南下攻打金兵，就建筑了范围更大的元大都，水源则也改变，从西北方向上引入白浮泉、瓮山泊的丰富水源。但天公并不作美，地势上也为引入设置了巨大困难。水流从来就由高向低的，要想让北京西北郊的水源经过一个马鞍形的谷地进入北京，猛然一看，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采取如同今天三峡那样的船闸的办法，让水一段段地被逼高，等最后达到了足够的高度，再横向流淌到另一个可供正常流淌的高地。当时并没有足够的科学理论，但郭守敬却通过实践做到了。他应该是今天工程院中那类特别能实践的高人。还有，特别应该琢磨的是，这位郭守敬除了是水利专家之外，他同时还是天文学家。我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城市中，看到了郭守敬在天文方面的创造。他在平地上建造了一道倾斜的墙壁，呈45度角向着天空，这斜面总有一百米吧。在斜面的尽头设置了一个仪器，在斜面的起点也有一个仪器。测算天文的人，就站在起点向着终端望去，望向那遥远的太空。而望的时间是有限定的：需要在特定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某时某分，从这个角度才能望到他所需要看到的东西。我久久无言，这真让人叹为观止！他郭守敬能成就其水利一项就已经很可观了，还怎么能够成为如此的多面手呢？难怪今天在北京什刹海的北岸专门为郭修建了一个纪念馆，这实在是很应该的。
元代最初的大都是正方形的，等到明代的嘉靖皇帝时，由于时时感到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就决定在北京的四面再修一道外城，如同“回”字的形状。嘉靖年间，著名谏臣海瑞执意上言《治安疏》，列陈嘉靖“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的误用之举，由此引得龙颜盛怒，海瑞被打进了大狱，差点儿丢了性命。文中提到的“修真”，就是兴建道观的意思。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今天的景山西街，竣工了著名的道教神殿--大高玄殿。此殿新中国成立初尚存，1956年因道路施工被拆除。
2004年，在原大高玄殿门前的筒子河北岸，重建了南牌楼，并将牌楼上那块“乾元资始”的石匾重新挂起--这块石匾曾流落至月坛公园，成为了树林中一个石桌的桌面（照片）--多少保留下些嘉靖年间“一意修真”后的“罪证”。这完全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但问题也出在从哪个方向上“起笔”。既然北方吃紧，自然应该从北边“起笔”。但这个常识问题，却让皇帝大伤脑筋。他最后决定从北京的南部修起，结果只修了小半个城郭，国库就空虚了。试问那些修城的钱哪里去了？被皇帝挪用去修道观了。大臣们对此均不敢言。原来正方形都城遵循着“前朝后市”的格局，现在由于城市变成“凸”字形，这个格局也就被打破了。老百姓把市场开辟在外城的中部（前门以南），这里成为整个都城最活跃的地区。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商业的发展，而不再像唐王朝时的两个商业区（东市与西市）那样，必须躲藏在皇宫的背后，每天按照一定的时间才能开放。从这一点说，嘉靖这个皇帝在昏庸中却给历史办了一件最大的好事。
还有一点，也是今天不敢想象的：最早的北京城内有不少的水面，最突出的就是三海（北、中、南）相连。但这些水面都被包围在皇宫范围之内，唯独余下来一片颇具野趣的什刹海，则成为属于老百姓的人文绿水。再，在街道名称上，我们也时常看到有“水”的痕迹，叫“三里河”的街道北京有三四条之多。红楼时期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非常热爱北大门前的那条被称做“北河沿”的河，他和学校的同学都亲切称之为“北大河”，但同时又搞不懂北京起地名的依据，他曾表达出这样的惶惑：“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就河沿说，三院面前叫北河沿，对岸却叫做东河沿。东与北相对，不知是何种逻辑。到一过东安门桥，就不分此岸彼岸，一律叫南河沿；剩下的一个西河沿，却丢在远远的前门外。这又不知是何种逻辑。”这话他说了有七八十年了，我也没看到研究北京街道的专家给予答复。
城墙是能够带出“文化”来的。从最小的地方说，在我的幼年，就看见街头小孩子在雨后泥水中玩耍，就水和泥，但最后堆出了城墙与城楼！这一点，任何外地的孩子都是玩不出来的。等我稍稍长大，北京有一种最小的小贩到处贩卖一种酸枣面，跟黄土似的，吃一口吐半口，牙碜！但留在嘴里的余香够回味老半天的。它之所以能够流行，跟它价钱的便宜大有关系，三五分钱能买砖头大的一块。我们这个岁数的爷们，大多都记得这东西。现在城墙没了，有时到西山去玩，能够在那里看到野生的酸枣，还能想起从前有城墙时的种种，这也能叫做“故国之思”吧。
往大处讲，今天海外的年迈华人，你跟他一提北京，最先从心底浮起的形象，肯定是那苍苍茫茫的城墙。他会因此回忆起年轻时住过的四合院，他甚至会画出图来，委托亲属在老城区中买一块地，按照这图纸照样盖一座院子，等他最后叶落归根回来安度晚年。这是前些年最多见的故国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