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白馒头与黑牛粪（1）

　　虽然我当的是文艺兵，可也得和义务兵一样，先到新兵连参加训练。
　　
　　妹妹去了208医院，我被发送到了长春市郊的坦克学校。
　　
　　开始我很兴奋，以为要学开坦克呢。可到那儿一看，坦克学校里，愣见不着一辆坦克。原来，文革期间，一切都乱了套，军校也不例外。也是，万一“造反派”们开着坦克进城“文攻武卫”，那还得了？于是坦克都被锁在库里。
　　
　　我们只发了一支苏式步骑枪，又叫“七斤半”。打一枪得拉一下大栓，性能比不得正式连队配备的国产的“半自动”。但这也足以让我们兴奋得不得了。
　　
　　说来现在还觉得脸上发烧，刚进新兵连的头一天就挨了罚，原因是“抢饭吃”。
　　
　　新兵连编制人数往往超出正规连队一倍还多。我们六七个长春兵，加上吉林怀德和山东某县的农村兵，共有260多兵员。
　　
　　比“开坦克”更令我兴奋的是，新兵连的头一顿饭竟是大米饭！
　　
　　当饭车还没推到我们这一桌时，我和几个长春兵，早已按捺不住，冲上前去，拨开众人，每人盛了一大海碗，干脆围着饭车不动地方，往嘴里划拉。顷刻之间，一粒儿不剩，又转头盛了一大碗。饭车空了。
　　
　　许多山东兵拿着个空碗呆在那里，不敢闯过我们几个围着饭车的“人墙”。
　　
　　新兵连长过来了，诧异地问：“干吗愣着？吃啊！”
　　
　　一个山东兵撇着怪腔说：“饭，没（读mu）啦……”
　　
　　兀自埋头大嚼的我，耳边响起连长炸雷一般的喊声：“立正--”
　　
　　哐当！我手中的碗掉到地上碎了，撒了一地的大米饭。我心说：“好可惜呀！”
　　
　　连长继续下达命令：“齐步走--”
　　
　　我先迈左脚，很规范地向前走去。
　　
　　连长没喊“立定”，我一直走到了门外。
　　
　　“立--定！”
　　
　　我站在了雪地上。
　　
　　连长转头又进了饭堂，再不出来了。
　　
　　好家伙，我这一站可就是一个小时，但我心中无悔。
　　
　　我下乡苦干了一年，亲手种下的十垧稻子，没分给我们一粒；虽然分了12斤麦子（能磨出8斤白面），可没吃过一顿大米饭哪！为一顿大米饭，至于吗？想我在知青点当“头儿”那会儿，每到一个集体户搭伙，众人必然吆喝：“王刚来了，咱们烙饼！”最奢侈的一次，是把七八斤白面统统烙了饼。
　　
　　而我从农村知青点里带来的自由主义和“游击作风”，在新兵连里，第一次遭到“整肃”。
　　
　　不就是在冰天雪地里站个把钟头吗？哈哈冻僵的双手，摸摸滚圆的肚子，心说：“值！”
　　
　　没想到，等分到正规连队--哲里木军分区警通连，我又由“抢饭吃”到怕吃饭了。因为这个刘连长“直肠子”，吃饭像往嘴里倒饭--《西游记》里的话：“这位老爷的嗓子磨砖砌的”。
　　
　　连长身先士卒，十分钟吃完。他放下碗，我们也得撂筷。那叫战备观念强。
　　
　　尽管如此，吃得快，总比没饭吃强。过些日子，也就习惯了。
　　
　　别的不敢夸口，军事训练我可是顶呱呱。有一年的农活儿垫底儿，再苦再累的军事科目，我权当游戏了。
　　
　　只一样别扭，不能戴眼镜。因为生怕战友对城市学生兵有成见，于是便整天“如坠五里雾中”，视力0.2的一对儿眼睛大而无神，逢人遇事大约总是一副懵懵懂懂的表情，显得傻乎乎的。
　　
　　部队规定，下级见上级要主动敬礼，而我这半拉瞎子实难分清谁是谁，又深怕怠慢了任何人，反正全连全分区我是最新的兵，于是干脆来个“牛犊子拜四方”，见谁敬谁。
　　
　　正所谓“礼多人不怪”，我估摸当时没谁对我心存芥蒂。现在也是这样，不管在部队还是地方，谁要是在人前总显得十分厚道或曰“傻乎乎”的，又那么自谦，人缘儿多半不错。
　　
　　我儿时饱尝过被“群众”孤立的滋味，长大后更感受到一个人若脱离了“群众”--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那后果该是何等地可怕！“群众”，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
　　
　　我的近视眼，应了“塞翁失马”的古训，礼多人不怪，在军分区小半年，我的“群众关系”不错。
　　
　　但我还是愿意独处。
　　
　　在部队这样一个武装集团里，独处的机会恐怕唯有站岗了。
　　
　　白天岗不行，军分区门口，总有首长出出进进，我必须不断地“立正”，精神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钟情于夜班岗，特别是“倒二班岗”，即天亮前的那一班。
　　
　　凡当兵站过岗的都有体会：这是最难熬的一班岗，因为按正常人的生物钟，这本该是睡眠最香最沉的时候；若赶上冬天，这也正是我们东北人称作“鬼龇牙”的时候。“鬼”尚且冻得“龇牙”，何况有血有肉之人？
　　
　　可我偏爱站这班岗，因为再不会有谁进出，再不用我频繁地“立正”，我可以凡人不理，我可有个机会“脱离群众”了。
　　
　　这班岗，从接班到交班，一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是难得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我可以戴上我“久违”了一个白天的眼镜，恰如镜头对焦，转瞬之间，周围的一切由虚到实，由远及近，那感觉是成天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永远不会有的。
　　
　　抬头看：或满天星，或云遮月，任我纵情遐想。侧耳听：万籁俱寂，但时不时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声音传来。
　　
　　直到近处家属院婴儿的夜啼，或远处粮仓里的几声狗吠，才把我的遐思由天上扯回地上。
　　
　　于是，我把它当做“音乐会”的场间休息，脱掉皮手套，揉化胡子眉毛上的霜花儿，绕着岗楼子跑上几圈儿，再端枪四周寻摸寻摸，确定没什么“敌情”之后，便又进入虚无缥缈的另一个世界了……
　　
　　这班岗对我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但也有遗憾，那便是时间太短。
　　
　　也有长的一次。那是1970年早春的一天，我们班奉命去看守分区农场的冬小麦。
　　
　　好大一片麦田啊，真的是一眼望不到边。
　　
　　地多兵少，十垧地配一个流动哨。
　　
　　班长谆谆叮嘱：除了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家畜野兽啃食麦苗之外，每个流动哨也要互相监督，千万不能将站岗变成坐岗。
　　
　　我黄昏上岗，“流动”了不到一个钟头，天全然黑了下来。远处几个刚才还依稀可辨的战友，此刻已消失在夜幕之中。
　　
　　“嘿--”我喊了一嗓子。
　　
　　“嘿--”有人应声儿，足见战友平安无事。
　　
　　在一个武装集团里，一个人再有个性，也终究是这个集团里的一员。你是拿着枪的，周围战友也都是拿着枪的。战士之间有一华里的距离，又冷，草原上还有狼，要是一个人，能不害怕吗？战士一会儿喊一声：“哎，大李？”这面应着：“哎，王刚。”这就放心踏实了，黑天了，战友还在。
　　
　　所以我特别理解：当你的战友牺牲了，那种对敌人的仇恨，再懦弱的人到那节骨眼儿上也变得无畏了。作为生命个体，战友之间的互相依赖和那种高度默契，才是最权威的“集结号”。
　　
　　这种感受刻骨铭心，穿透岁月。
　　
　　我走近一棵独立树，将背包放到地上，小声而坚决地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枪靠右肩--坐下！”
　　
　　我完全按照动作要领，像每次集体看露天电影那样，坐在了背包上，后脊梁正好抵住树干。
　　
　　啊，好舒服，好惬意呀！
　　
　　又见星光，比平时更多更亮；又闻天籁，比平时更美更响。
　　
　　又是我一个人了，爱想什么就想什么：
　　
　　想爸爸，想妈妈，想妹妹，想过去，想未来，想今后会娶个什么样的媳妇，想我守着的这十垧麦田能磨出多少白面来……
　　
　　如今，听说在职场里，提倡“减压”和发泄。如果真有这一门子功课，尽可以请王刚来教习--某种意义上，本人可是“减压疗法”的“先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