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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类比说：湘勇打仗是流血致富，快速致富靠打仗抢钱。的确，世界上最快的致富方法，是打仗抢钱。今天美国攻伊拉克，也是以国家组团，抢别国油钱。
庄子早有“窃国者诸侯”一说。
鲁迅也说：历史上最大的买卖，就是造反。历史事实是，战国大商人吕不韦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资助他回国当皇帝，自己便做了秦丞。据说连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被称作“史上最大买卖”，树了拿政治做交易的传统。
借湘军之名，行商军之实，曾国藩的手下兵财富来得是否合情、合理、合法？这跟三国时代曹操、刘备、孙权谁称皇帝合情、合理、合法一样。时局混乱时分，弱肉强食时代，遵循丛林法则，注定强者为王。事实从来这样，理论是否可以，人可各抒己见。
重要的事实是，曾国藩的部下为财富而来，如今一齐发了横财。在一个可抢靠夺的时代，湘勇们依靠蛮人法则，拿把锄头挖根禾，插顶即是草头王。
大船大船的财宝，拥挤在深混的水路，顺流而下，运回湖南。
一个叫“敲竹杠”的成语，便由此次运财大军而生。为了阻止湘军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老家，清廷派人在长江上拦截船只检查，官兵只好将财宝藏在撑船的竹杠里。时间一久，秘密泄露，此后加了一项检查，即敲一敲竹杠，看是否有夹带。
唐代时刘蜕成为湖南第一进士，结果产生了“破天荒”成语。“敲竹杠”是武人的“破天荒”，见出这帮湖南兵勇的机灵，或者说狡黠。
可以想见，黄白弥漫，流淌于湖南山水之间，刹时蔚然成为中国金银集散之地，蛮人娄底屋檐，中国财富中心。
这帮借打仗发财的军人，掠回钱财，马上起屋、买田、娶媳妇。
湘军将帅，一时全成豪富，他们动辄拥赀数百万，广置田产钱庄，外衣一脱，眨眼成“军功地主”。人获得财富，除了双手创造，只好行商坐贾，乱世替人可以开辟第三条金光大道：抢。
以抢钱为奋斗目标的湘勇，无疑算最大的“钱主”。
“钱主”钱多得发愁，花不完，用不光，怕小偷，怎么办？藏钱之麻烦比抢钱之困难更伤他们脑筋。这个麻烦，让他们费尽心机，也直接造成百年谜团：太平天国的藏宝图，到底是不是路线图？
1864年，曾国荃率兵攻下南京府，太平天国银库莫名其妙着火。曾国藩报奏朝廷，称“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银库已“一焗成灰”。这等于说：一个气功大师奇门遁甲，突然化作水花，从你眼前人间蒸发。因为魔术成分较多，曾老话一出口，朝野上下，大跌眼镜，哗然盈耳。
湘军一炬，毁尸匿迹，造就千古悬案。
媒体中流行一种传说，曾国荃事成之后，将银库分作九份，藏匿于东湖坪，无人开掘，留下藏宝图。21世纪初，有好财之徒，声称发现神秘寻宝口诀：两江夹一河、江江十八箩。左一丈、右一丈、前一丈、后一丈，跳一跳、让一让，一脚踢出个元宝缸。
人按口诀来回折腾，既跑又跳，汗出如雨，结果发现回到原地。看来靠口诀发大财太容易，曾国荃地下不答应。想当年，曾国荃以血换财，何等艰辛！是以，每攻克一城，他就猴子屁股坐不住，请假回家，衣锦挽珠，炫耀武功，置田盖房。
如果说，1860年代，战争是中国最大的生意，那么，发战争财的湘勇们，凭数以船计的金山银海，无疑成为显赫一时的“湘商”。与湘勇们反道而行，曾国藩此时不要钱。庄子所谓“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己”，曾国藩至圣无钱。曾国藩不要钱，他只要功名，借湘勇血染红顶子。
这里就见出人所追求分两路：湘勇们为金钱，曾国藩们为红顶。金钱是实，顶子是虚。但正是这虚实相生，上边抬轿子吹喇叭，下边杀人放火，文武之道皆有人，所以还能大摇大摆，招摇过市。
曾国藩用湘勇之血染红的顶子挂上“朝廷正义”招牌，相当于今天美国打伊拉克挂联合国旗子，让这笔杀人放火的大买卖合理合法，生意更加兴隆。说到这里我们明白，曾国藩及一班属下，凭官僚顶子之虚，被后人淡化了商的色彩，而强化了社会道义，又打上政治色彩，就代表了一个王朝。
这将抢钱问题直接拔高到清朝与太平起义军的矛盾。
后人的争议，也就不由自主落到：维护没落的王朝，是不是应该？镇压农民义军，是不是屠夫？
但回到湘勇本质，他们都是商人，他们遵循吴思的“血酬规则”，不喜以力养生，但好以命换钱。
一个巨大的疑问是，这班靠抢靠流血发战争财的披着军装的商人，都已志得意满，钱多为患。他们手里有钱，上头有人，为什么捞到第一桶金后，没有纷纷发展成实业大商人，进而将湖南带进实业与商贾全盛的时代，而是流星闪过，发迹后转瞬人灰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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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分析，湘军抢财，其得也快，其失也速。湘人通过暴力手段，迅速聚敛财富，由于当地文化准备和经济准备极不充分，大量财富突如其来，他们手足无措，缺乏使财富升值的手段。同时，囿于小农意识，或求保值（如盖房、置田等），或随意挥霍，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由于天灾人祸，流入的财富又大量流失。
更有一种观点，说湖南曾经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缺乏产生巨商富贾的土壤。涟源杨家滩周边方圆数十里，几乎没有近代工业作坊和实业。湘军从江浙掠夺钱财，只知道买田置宅，却几乎不应用于商业投资。
但也有异议。唐浩明就认为，也有不少湘军，修路修桥，开田造地，大量办校，将子弟送到外国深造，为第二代湘军人物高起点发展创造条件。因为事实证明，第二代很快成长为建国的梁柱，改朝换代的急先锋。
这些争论，都停在面上。说“湖南曾经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方”，但在比湘乡更为蛮荒辟远的洪江，早500年却有着中国第一古商城，其商业之兴盛，足以雄冠中国，成为今天湘商祖源之地，“小农经济”不正是大商业的基石？
进一步说：大量办校，将子弟送到外国深造，正是当时最大的商业投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拿自己跟国家做生意。
从湘军的名与实来看，更能明白其间奥秘。
前面说过，湘军是一个名词。湘军所掩盖的“实”，正是“商”。当时的人们，要暴得大富，可以选择两条路：一条是杀人夺财而富，一条是开创实业致富。湘军走第一条路。
湘军的选择，是经世致用理论延伸的功利与实用主义理念惊心动魄的实践。这里有个深刻的时代背景，乃是“杀人夺财”祭出旗号，是张政治虎皮。
虎皮本身虽不产价值，但它有强迫力，决定一切其它价值。它不但决定实业百年创造的价值可以在一秒内归他人，还可以规定百年实业劳动人的身家性命。
是以，下一篇我们还将看到，胡雪岩再银多似雪，金稳如岩，也必须紧跟在左宗棠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不得半点胡来；一旦左宗棠虎皮遭火，胡雪岩的钱子儿，个个便成了着火的猢狲。猴假虎威，虎倒猢狲散。
正是深懂得这个理，所以曾国藩死后，功利、实用的湘人指着榜样教育后代，一心读书做官，就不投资办事。金银财宝既然可以靠杀人抢得，湘人为什么还傻冒去开厂干活？金银财宝既然可以靠做官夺得，湘人凭什么不一心送子女读圣书做大官？
我们必得要弄明白了：湘军对应的，是官的概念，湘商对应的，是民的概念。
官僚体制其实是个金字塔。维系这座塔，靠强霸的制度（法、势、术），凝紧这座塔，靠的却是利害。（赏与罚）--凝聚湘勇散沙之力，是钱财；诱曾国藩聚湘勇之力，却是官位。法家大成人物韩非子说，皇帝靠卖官位来诱惑并驾驭臣下。（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曾国藩以湘勇的血，及自身文武艺，卖与道光帝。这是一种公开的买卖。卖官鬻爵，功利而又世故，韩非子发明这个成语，概括了封建官场两千年。
如此制度下，开厂干活办实业，也许可以自己过上好日子，让街坊邻居也搭帮生活好，但这样做的风险，就是自家脑袋系在别人裤带上。这是倔强的湘军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取一条稳妥的折衷路：借湘军之名，行商军之实。一旦夺得财富，快马加鞭往老家运。
财宝堆进家，效果跟法国原始资本家葛朗台感受差不多：看着塌实，摸着暖和。
“经济事小，做官事大”，这是现实，也是逻辑，虽然荒唐。曾国藩事实并不缺经营实业的本领。1864年，清政府筹办洋务，曾国藩提出：改造旧式水师，建立新式轮船水师，加速海防建设。到1870年，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分别建造出几艘新式兵轮，为后来的南洋海军和福建海军的奠定基础。
既不乏商业之才，以曾国藩之智慧，何以不沉寂建设，成为湘商的祖师爷，偏要抓紧湘军的帽子，将它牢靠地戴上，锁里加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