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讨论班，挑战着我们的整个教育观念。几年前我和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博还是要专的问题展开辩论。他因为招生考试太博而罢招，我则说法学院研究生考试完全不必考专业，要考学生的中文、外语和分析等几项基本能力。因为你看看美国的研究院就知道，学生入学前的专业知识基础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人家培养人才非常有效率。在那里，关键看你会不会读，会不会写，是否知道如何思想。
最近，贺教授对北大法学院新生讲话，提到这次辩论，在介绍我时，用不无嘲弄的口气说我是个“什么都写”的人。可见，在我们的一些教授（甚至许多和国外接触频繁的教授）看来，“什么都写”显然是不严肃、不深刻的同义词。但是，如果你真到美国大学的讨论班试试就知道，前后左右坐着的，常常是非“本专业”的人，讨论很快就脱离具体学科。你对人家讲的问题一无所知，就插不上话。最好还是什么都能谈。这也无怪James Scott这么一个研究农业社会的专家，一下子讲起美国海军来能振振有词。其中道理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就是如此。我前面已经讲过，你接受法学院训练时，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干细胞研究这回事，但当了法官，马上面临干细胞研究的案子。你能说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不是个“什么都弄”的人，因此拒绝受理吗？教授这样的态度，自然影响到了教学。看看我们的大学，学生缩在狭窄的专业中，听那些只知道自己专业的教授满堂灌。我当年上北大，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一走进课堂，就像进入一个和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的世界。在那里随着不闻世事的老学究梦游一小时，出了教室门，才算回到现实中。这样的教育，能给学生提供什么呢？到了社会上，任何问题几乎都是什么都涉及，你必须准备好接受出其不意的挑战。学生守着自己的学科，没有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训练，没有讨论班刺激出来的创造欲，能够解决什么现实问题呢？
如今我自己教了书，才充分尝到“什么都写”的好处。因为“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这几年“什么都写”的经验，等于把在中国大学中错过的基本的人文教育补回来许多。生活是活的，历史也是活的。“什么都写”之后，看历史的眼光也大有不同。比如我给学生讲希腊史，讲起希腊的军制和同性恋问题，我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从美国自克林顿上任以来对同性恋是否可以参军的辩论谈起。在现代的许多美国人看来，同性恋参军，把军队内的性关系搞乱了，影响战斗力。可是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同性恋组成的军队最强大。因为任何一个战士，在自己的恋人面前都会表现得神勇，捍卫自己的荣誉，而且彼此生死与共。同是民主社会，古典和现代的人想法竟如此天上地下。为什么？这么一讲，课活了，历史也活了，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了一起，帮助学生用历史批判现实，以现实批判历史。
最近国内一位博士生给我写信，说现在大学里也开始学美国，办讨论班。但是效果不好。老师不会主持，不能有效地引导话题、提供有价值的评论，学生发言也没有质量。反而不如大课的信息量多。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大课里灌出来的。如果除了自己的专业外，“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想的话，面对讨论班当然不知所措。学生的背景各异，生活经验不同。老师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学生从自己的经验和学识中挖掘洞见。比如我和学生讨论的时候，明明讲日本的事情，学生突然扯出美国的东西来，大谈西奥多·罗斯福。怎么办？我不能简单地让人家闭嘴，而是要首先理解西奥多·罗斯福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这位学生把他和课上的讨论主题联系起来，然后才可以引导讨论。如果只守着东亚的领域，不理解学生的知识背景，看不出他的背景和我谈的问题的相关性，那还怎么能够帮助他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中挖掘洞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