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的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复出后的高拱,事实上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大政方针的决策和干部任用的决定,都是和张居正商量的,两个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之局。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高拱和张居正联手处理的边防大政。这一点,有必要展开详细说说。
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对中原威胁很大。最有名的就是明朝称为鞑虏和建虏(满洲)的两支。为了抵御入侵,明政府在北边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等九镇,谓之九边,或许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九大军区。
在高拱、张居正生活的年代,满洲还不太成气候,心腹大患是所谓的鞑虏。而其中最大的部落,就是俺答部。高拱、张居正还是中级干部的时候,俺答曾经率兵突破重重防线,围困北京。刚刚建设好不久的地坛,当时也被俺答的兵士付之一炬。以后,俺答部又多次兵临城下,堂堂天朝大国的首都,动不动就要戒严。宣府、大同及再向西的一些地方,包括今天的长治一带,更是天天受到俺答部的侵扰抢掠,成了他们不花钱的物资供应基地!
另一方面,帝国的国防,可以说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了北部边防,可是还是不能保证北边的安全。岂止不能保卫边防,连首都的安全也保卫不了!而且,要知道,那么多的兵力,那么多的防卫设施,那么频繁的战事,都是要花钱的。国库里的钱,都花在这上边,还是不够。张居正曾经算过一笔账,大体上说,把国家所有的收入都投到北部边防上,还有四十万两(银)的缺口!
可以说,这个问题,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国朝执政当局的心上。屈辱、焦虑、不安,折磨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高级干部。张居正就在给朋友的信里感叹说:“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奈何!奈何!”
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受到意识形态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约束,一般人都不敢提罢了。什么意思呢?
情况是这样的:简单说吧,俺答率兵内侵,并不是要推翻大明王朝取而代之,他所要求的是开放边贸。因为塞外荒凉之地,游牧民族的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奇缺,需要从中国(当时的说法)获得。如果能够开边贸,他们就可以拿马匹牛羊交换这些生活物资。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互市。但是,中国不答应开边贸,他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方式,就只能是战争,通过战争抢掠。那一次打到地坛,围困首都,他提出撤兵的条件,也就是要中国同意开边贸。而且,俺答还有点了解中国国情,他把自己摆得很低,说是请求“封贡”“互市”。意思说,能不能把我当成中国的部属,让我给朝廷上贡?能不能同意开边贸?
但是,在“爱国主义”者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什么理由呢?其实也不复杂,他们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我们中国是天朝大国,鞑虏是化外蛮夷,如果和他们“互市”,那不就是双方平起平坐了吗?尊严何在?国格何在?况且,作为近百年来的敌国,彼此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就是我方不战而屈了吗?对敌人言和平,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卖国贼!谁敢担这个罪名啊?还不仅仅是罪名问题,众怒难犯啊!倘若谁真的这么干了,那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
战,打不赢、撑不住;和,不敢、不能。这不是死胡同吗?
谁说不是呢?连张居正这样精明的领导人都连连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就是在死胡同里钻不出去的感觉吧?!
高拱复出,虽然不是首相,但是实际上他是核心。这个不奇怪,我们中国有这个传统,排在第一位的未必是核心。
既然高拱是核心,那他就不得不将筹边视为己任,立即着手改革军事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周密部署防务,并且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根本问题,也就是战争状态,还是持续着。
突然间,转机出现了。
这个转机,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具有偶然性的突发性事件;另一个,具有远见卓识、谋略过人的超一流的政治家在决策层有了较大的发言权。如果没有前者,后者无从着手;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是枉然。
那么,什么偶然事件呢?说起来,这样的事情,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比较难以相信。可是,在当时的鞑靼部落,却真实的发生了。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都叫她“三娘子”。这个女人国色天香、聪慧过人,被许配给了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为妻。可是,作为祖父的俺答,似乎垂涎三娘子的美貌,硬生生夺孙所爱,据为己有!简单说,就是爷爷和孙子争风吃醋。把汉那吉拿他的祖父没有办法,又不甘心,一气之下,跑到宣府,叩关降明。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也和俺答有关。上次,是他的儿媳妇,因为和自己的“警卫员”通奸,被老公发现了,于是就跑到大同叩关请降。当时高拱、张居正者辈,权不我操,只有旁观的份儿。彼时是严嵩当国,对这件事的处理不太妥当,引起了不少议论。高拱和张居正当时也私下议论过,对当局那样的处理,“为之齿冷”!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2)
当权不过如此
郭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