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据说是个学者。他如果真成了学者，那只能说是学术界的悲哀。做学问，尤其做历史学，有一个基本功就是求证的基本功，要做到胡适说的那样，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这个基本功薛涌只能得零分，他说话基本上是不要证据的，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他说我是《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我就是《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了。至于证据呢？他当然无须呈供。
把我说成《南方周末》的言论主持人，当然不是要抬举我，而是为了进一步论证我没有权利就他跟《南方都市报》的冲突发言。既然是主持人，用他的话说，我的态度就间接等于南方集团的态度，我说的每一句话，就差不多都等于南方集团说的话。这个问题上《南方周末》的普通员工有没有言论自由？能不能以个人身份发言？答案不言而喻，薛涌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但如果把我说成《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而并非普通员工，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我就活该闭嘴，活该被薛涌剥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只有他说话的份，没有我以个人立场发言的份。
这个笑话，不过是薛涌系列笑话中的一个。
另一个更大的笑话，是他口口声声所称的他跟《南方都市报》之间的所谓“君子协定”。姑且退一万步，承认彻底放弃编辑权、来稿不拒的专栏作家制度美国确实有，而且不过三流写手的薛涌分量也确实够--或者《南方都市报》花了眼，误以为他够。那么接下来的致命细节是：那个“君子协定”在哪？薛涌号称“编辑部也接受了这样的合作模式。”那么编辑部“接受这样的合作模式”的文本到底何在？薛涌什么时候拿出来给我们看过？总不能说，薛涌给《南方都市报》写了那份他要求做《纽约时报》那种专栏作家的信，那份“君子协定”就马上成立了吧？“君子协定”必须以双方同等的承诺为条件。那么，薛涌何时出示过《南方都市报》同等承诺的原件？为什么他给《南方都市报》的信他可以主动公布，《南方都市报》解释何以拒稿的信他也可以主动公布，独独就一直不公布《南方都市报》“接受这样的合作模式”的回函原件呢？让我们看看那个回函原件，对薛涌有什么不方便吗？
答案很可能是，其实《南方都市报》并未给他同等承诺。《南方都市报》一方面确实需要一些三流写手的稿子，毕竟任何媒体都不可能每篇文章都是第一流的，所以像薛涌那种三流写手的文章，《南方都市报》确实也有需求；另一方面，《南方都市报》也是出于人道立场。薛涌虽然口口声声以自己迁居美国为最得意之事，为其最大优势，而从来动不动就“你们国内的人怎么怎么的”，比如他就可以仅仅因为自己迁居美国而把几乎所有国内编辑一棍子打死：“我和国内的编辑打交道，常常有些不适应。有时觉得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似乎自己吃了几年洋面包就真的成了白皮肤蓝眼睛，就有足够的资格瞧不起和教训国内同胞，但他其实一直没本事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一直没办法在美国赚钱糊口，主要经济来源一直靠国内媒体，国内媒体如果不给他特殊待遇，尽可能多用他一点稿，稿费尽可能开高一点，他在美国就会面临生存危机。这种情况下，薛涌要做《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南方都市报》自然不可能回绝。但是不是做他说的那种专栏作家，《南方都市报》则未必认可，很可能的应对方法是，一方面同意他做专栏作家，另一方面，不对他所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制度做正面答复，不给具体承诺，而仅仅答复：我们会给你尽可能宽的言论尺度。这样的答复既不会伤害他，但实际上因过于弹性，《南方都市报》也就有了回旋空间。
我以为真相可能就是这样。而薛涌的轻狂做派，使得他不在意这个致命的细节。他认为《南方都市报》就该来稿不拒，而《南方都市报》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这样确切的承诺，双方的理解悬若天壤，所谓同等承诺子虚乌有。这样操作下去，冲突是迟早的事。而等到冲突已公之于众，回过头来一盘点，薛涌才发现自己根本拿不出证明“君子协定”的完整证据，只好干脆打马虎眼，对《南方都市报》回复他做专栏作家的具体行文只字不提，以为只要自己不提就不会有人想到，就可以当作不存在。
无视证据，只顾信口开河，唯恐不能耸人听闻。就像台上的娱乐明星，只要能得到观众掌声，怎么穿帮，怎么露底都不在乎，这已经成了薛涌最基本的辩论风格。他很懂群众心理学，知道大多数观众不是学者出身，无暇那么用心去求证，无须逻辑那么严密，他们往往都是情绪化的。谁的分贝最高，谁的动作最出位，他们就对谁不吝惜自己的掌声。抓住眼球就是一切，为了抓住眼球可以不顾一切，重要的是一语惊天下，至于证据，算得了什么东东？
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当读到吴敬琏抨击毛左的那篇文摘，得知吴敬琏抨击毛左挑拨煽动群众，把群众对腐败的仇恨，对垄断的仇恨转移到对富人的仇恨、对市场经济的仇恨时，他根本不管吴敬琏本来怎么说的，只管对号入座，把吴敬琏的锋矢强行往他身上引。这样自作多情地把自己打扮成被吴敬琏迫害的受害者，自然就不难再用吴敬琏的名头把自己推到聚光灯下，以此换取观众对自己最大程度的同情和对吴敬琏最大程度的仇恨。至于吴敬琏迫害他的确凿证据到底在哪？在他来说根本就是多余的问题。
不幸，网络上的信息供给实在太充分了，薛涌歪曲吴敬琏原文的真相很快就被揭穿。薛涌终于不能不就此出来解释。但他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歪曲吴敬琏原文这个要害问题，从而完全回避了他把自己打扮成吴敬琏受害者的初衷，回避了自己借吴敬琏名头炒作自己的用心，而是使用腾挪大法，把问题转移成毛左有没有挑拨煽动的问题。其实即便只就他转移过来的这个话题而论，他的机心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以“民主社会”为参照系，而断定挑拨煽动“属于正常游戏”，“炒作”更是正当，以之否定吴敬琏对毛左挑拨煽动群众的揭露和抨击。貌似政治正确，其实是装嫩或者说装B。只是在他所说的“民主社会”，即信息流通机制健全，市民社会成熟的西方国家，挑拨煽动才会规范化而使副作用减至最轻。而中国根本就不是这样，一方面信息的严厉封锁根本就是众所周知，受众得到的因此往往只是单极信息。并因为这种信息供给机制，公众判断力远远谈不上发达，市民社会远远谈不上成熟；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思想斗争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斗争，毛左从1980年代以来从来都没有死过心，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是不择手段，他们中从来不乏野心家，挑拨煽动在他们不过是本能，而由于公众判断力不够成熟，他们的挑拨煽动并非不起作用。
薛涌不是真的白皮肤蓝眼睛，也不是春心初动的天真少女，这个问题他并不是不清楚，作为靠给国内媒体写稿谋生的职业写手，对国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严酷性他实际上清楚得很。清楚得很却完全无视这种严酷，而故意把国内生态跟西方“民主社会”相提并论。这难道不是典型的装嫩或者说装B？他表面上是把国内生态理想化，表面上是在恭维公众的判断力，实际上不过愚弄国内同胞而已，以为被他一向藐视的国内同胞真的会为他所欺而看不穿他的把戏呢。
公平地说，薛涌确实有点小聪明。没这点小聪明，他也不敢玩那么多的小花招。但他不知道，这种小聪明愈是发达，愈是因为这种小聪明而看轻天下人，其实愈是一种愚蠢。把别人当傻瓜的人，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薛涌就是这样的傻瓜。事实上，他已经因为这种傻瓜吃过一些苦头，比如，茅于轼明明一直强调穷人富人同等保护，从来就没有说过首先保护富人的话，薛涌为了自己攻击茅于轼的方便，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茅于轼主张首先保护富人，甚至把茅于轼这个所谓的主张写进他的文章标题。这么拙劣的伎俩当然不可能不被揭穿，好多围观薛涌的人因此终于有一天哈哈大笑地离薛涌而去。以至于薛涌自己对这段历史现在也闭口不提，只好一本正经地改而攻击茅于轼主张保护富人，好像他指责茅于轼主张首先保护富人的事情从来就没发生过。
只顾得上抢政治正确的高地，抢道德高地，为这样的“大节”而不惜常常牺牲细节，尤其是牺牲致命的细节，这是薛涌成名的全部秘诀，但也会是薛涌失败的致命因素。在真正的学者看来，求证是一切学问和思考的基础，细节是一切大节的前提。没有求证，没有细节，一切无从谈起。一个完全无视求证，一个任意歪曲细节的人，一个不择手段地打倒别人抬高自己的人，这样的人号称自由派，才真是对自由派的侮辱。这样的人号称学者，更是对所有真正学者的侮辱，对学术界的侮辱。这样的人进入不了美国主流社会，只能一直靠国内媒体的同情度日，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样的人不只需要上民主自由的课，更需要上怎样做人的启蒙课。
告笑蜀：请学习民主自由的基础课
我批评笑蜀，没有听见笑蜀的回应。不过，这次批评吴敬琏所谓“极少数人挑拨煽动”，笑蜀终于出来说话了。他贴出别人的帖子，题目叫《吴敬琏批左棍，痛在薛涌心上》，然后自己发表这样一番言论：
吴敬琏的文章说的很清楚，他的对手仅仅是那批1980年代以来一直反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老左棍，譬如XX之流。这不过是吴敬琏跟那帮老左棍1980年代以来斗争的延续。跟薛涌半点关系没有。而那帮老左棍挑拨煽动策划于密室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本能吗？吴敬琏这点上哪又冤枉了那帮老左棍呢？
就这薛涌也能扯到自己身上去，把自己做成这个事件的主角。也真能炒作自己啊。
妄想症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不择手段到了这种地步。真疯了。
换了别人，我也许就不说什么了。但笑蜀属于在《南方周末》这样的大报主持言论的人物，不免要对他有点告诫。
第一，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即使杀人犯要被判罪，也要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审判。萨达姆虐囚是犯罪，但美国倒萨时也虐囚，同样是犯罪。这里的区别是，萨达姆不认为自己是犯罪，美国人则认为自己是犯罪，而且把一些参与者判了刑。“极少数人挑拨煽动”等等文革式语言，左棍们喜欢用，而且理直气壮。但如果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也用，这就如同美国人虐囚成了丑闻。你如果觉得你可以用文革式的语言来反左，那只能证明你骨子里还是左。我们应该清理门户，把你踢出自由派阵营，这就像美国人要把虐囚者判刑一样。
第二，“煽动”作为一种罪名，是在言论不自由的地方被发明出来的。如果左棍一“煽动”，老百姓就跟着人家走，那就说明左棍说的有几分道理。你不能不让老百姓跟人家走。不久前有人在我帖子下留言，说如今谁想有“人气”，只要摆出一副左的架式就行。如果真是这样，自由派难道不该反省吗？要知道，在八十年代，谁想搞臭自己，才必须摆出左的姿态。当时反精神污染，我的朋友们关起门来痛心疾首：怎么不批我呀！我才最反动呢。那时一批谁谁就红。如今，自由派怎么走到这步田地？还不是你们骨子里是左棍？今天说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公共政策也不准进行公共辩论，明天又说“少数人煽动”。要知道，在民主国家，哪个候选人能“煽动”大家听他的，他就当选了。“煽动”作为罪名，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预设上：那就是老百姓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容易跟着坏人走。或者说老百姓应该拥有为几个精英所首肯的思想。可惜，在民主社会，老百姓不是“群众”，而是一人一票的个人。“煽动”也属于正常的游戏。“炒作”就更正当了。我的文章被你们《南都》的同事封杀，基本预设其实就是这样：老百姓太“仇富”了，他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我们的报纸也不应该登这样的言论，应该登的是“保护富人”的言论。看看，没有经过选举，没有经过公共辩论，几个编辑就可以定下来老百姓每天早晨起来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正确思想。
第三，笑蜀想推动自由市场的心情是好的。不过，不要以为这样的心情就能给你带来什么道德高地。毕竟民主和市场经济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需要长期研究观察才行。到美国短期旅行几天，并看不出所以然来。比如，笑蜀写新伦敦案批评江平，动机很好。但与我写的新伦敦案的文章相比，他应该知道差距在哪里。这方面的法律渊源，一直要追到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不要看着我“炒作”眼红。我水平比你高，你应该好好学习才对。老实说，说到民主自由甚至市场经济等等，你跟我读博士，我有的是可以教你的。就看你肯不肯学了。对不起，这话也许伤人自尊心。我从来不是个谦虚的人。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