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断阐述一个观念：中国经济要长期稳定地发展，就必须走高薪的路，使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公正的回报。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经济效率问题。真正的市场经济，能够创造一个高薪社会。
这一观念，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不齿。在他们看来，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高薪取消了这样的优势，中国还怎么竞争？再说，低薪是市场决定的；强调高薪，等于主张计划经济中的国家干预。
我对这两点的回答很简单：所谓劳动力价格的竞争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企业的照顾。这种照顾一开始有合理之处，但长期照顾下来，就惯坏了企业。这就好像美国教育制度中的种族平权政策：黑人因为长期受种族歧视，成为弱势种族；于是上大学的录取分数比别的种族低。亚裔因为学术表现好，申请同样的大学，分数甚至要比白人学生还高很多，否则想也别想。表面上看，在这一教育竞争中，黑人有低分优势，亚裔则有高分劣势，或者说是受了歧视。但这种制度实行时间过长，就造成了一个结果：许多黑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以比别人低一截的分数进大学，因而放松学业；亚裔则从小就知道：我要是和别人学得一样好，或者仅好那么一点，就别想有别人的机会，于是非常勤奋。最后，亚裔成了最成功的学生，黑人则几十年还是翻不了身。怪不得一些黑人保守主义者带头要求取消种族平权，让黑人和其他族裔在一个分数线上竞争。否则他们永远翻不了身。
企业其实也是一样。中国的老板和美国的老板在全球化经济中进行经营有两道“分数线”：中国老板给职工一个月一千块就可以；美国的老板则必须给三千美元，也就是两万多人民币，还外加一大堆福利。这样在成本上，中国老板当然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他们完全可以不思进取，靠着低劳动力成本竞争。美国老板就不同。他们面临的分数线太高，要像中国老板那样做早被淘汰了。这就逼着他们开发节省人力的新技术、精简优化组织和管理、加速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人工资越来越高，其制造业不断被中国“击败”。但是，人家的经济照样持续增长，失业率还不到5%。中国确实有着空前的经济繁荣；但经济起飞已经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所能做的主要还是给人家缝衬衫、做玩具而已。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企业靠着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低“录取分数线”进入了全球经济，能够维持着低水平的经营和技术水准而不被淘汰；美国企业则是必须达到高“录取分数线”才进得去，严格地进行优胜劣汰。
另外，把高薪经济和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则更是无稽之谈。看看高薪的发达国家，哪个是计划经济？这些国家的历史表明，高薪往往来源于社会文化中的自发因素，并把这些因素转化成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工人的工资高，当然受“新政”以来政府的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影响。但是，美国工人的工资并非是“新政”以后才高起来的，而是在内战前甚至殖民地时代就高过欧洲。有几个社会文化的动力推高了工人的工资。比如，美国一直有着“生产者主义”的意识形态，即认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是生产者，而非资本的拥有者。另外，“共和主义”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即认为共和体制的基础是自立的公民。当一个劳动者无法得到能使他在经济上充分自立的报酬，或者他为了这一报酬必须超长时间地工作，乃至无法参与社会其他面向的活动时，他就走向了被奴役的道路。自立的公民被奴役，共和体制就有了生存危机。所以，一个老板不管怎样在市场上竞争，他必须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其足以在经济上自立和发展，并且不能以超长的工时占据工人作为和老板一样平等、自主的个人的时间（这包括享受家庭生活，参加各种社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时间）。一个老板不给工人这样的待遇，就是不仁，就会为社会所唾弃。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企业在工资方面的“分数线”一直相当高。
历史证明，这种社会文化的力量，看上去和市场对立甚至冲突，实际上则不仅没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关键时刻捍卫了市场经济。在十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计划经济成为大潮流，但在美国则一直无法成势。这种“美国例外”的关键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上述这些社会文化力量自行遏制了市场运行所释放出来的负面力量，大致解决了社会公平的问题，不需要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市场进行修正。
中国的市场经济要在未来长盛不衰地发展，就必须培植类似的社会文化基因。这包括个人的道德情操、邻里之间的友爱、对他人的责任和同情等等。产权固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但仅有产权还远远不够。把市场经济简单地化约为产权，是对市场经济的庸俗化。欧洲以伯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一直认为：健康的政治体制应该从社会的传统和习俗中自发生成。其实，市场体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抽象的制度离开滋养它的文化和习俗，就成了无本之木，当然也就无法根深叶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