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7)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最近,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广东东莞走穴赚钱,引起一阵媒体风暴。有说他二十分钟讲演进账五十万美元者,有说他三小时活动收入二十四万英镑者。

国外的政治家退休后利用自己的声望进行商业性演讲、挣点外快,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比如,2005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多伦多演讲,收费三十五万美元,次日跑到加拿大的另一省份阿尔伯特演讲,再收三十万,两天挣了七十多万美元,一度成为新闻。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一场演讲收费十万美元。不过,布莱尔的东莞之行,价码实在太高。第一,他和克林顿同为前国家元首,而英国的GDP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克林顿是地道的世界领袖,布莱尔则不过是个国家领袖,怎么讲演费比克林顿高出二十万美元?第二,克林顿讲演收费,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三十多万固然不是个小数,但大致不超过当地人平均年收入的十倍。加拿大人当时平均年薪,在三万美元以上。布莱尔的五十万美元,合人民币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如果东莞人平均年薪有这十分之一多,即四十万左右,布莱尔的讲演费虽然骇人听闻,但总还说得过去。但是,东莞人究竟挣多少呢?

我曾一直主张中国要早日走出低薪陷阱,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许多经济学家则指出我的说法不现实,称中国企业支付不起高薪,甚至有说人民币如果升值几个百分点,许多企业就要破产等等。不久前,张五常更是大放厥辞,称中国的许多贫困现象是自愿的,比如他的朋友在东莞开厂,给六百多块的月薪,居然招不到人!放着这样的钱不去挣,你穷还不怪你自己吗?

布莱尔二十分钟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在同样的地方,民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周六天,一个月六百多块,还不能嫌钱少!布莱尔和民工,还同属于一个人类吗?中国的企业,如果支付不起民工体面的工资的话,怎么能支付得起布莱尔的讲演费呢?为什么一些口口声声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当看到过低的薪水在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时,不建议自己的朋友按照市场规律提高工资,反而骂那些拒绝市场价格之下的工资的工人呢?

这一问题,更进一步说明了我一贯的主张: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并不仅仅是个经济制度的问题。从伯克以来西方保守主义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基点就是:健康的制度往往要从其原有的文化中自发生成。脱离了本土文化的脉络,凭空加上一个人为设计的制度,甚至深信制度万能、理性万能,那么这种制度的运作,就可能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血淋淋的悲剧。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动辄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理性的”,把老百姓的情绪说成是“非理性的”,要社会按照自己的“理性”设计的制度强行运作。殊不知,他们所谓的“非理性”,体现的是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道德标准。如果把这些都扫平,给社会强加上自己的理性,那就如同法国大革命或者文化大革命一样,会给社会的机体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种“非理性”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和习俗,时时制约着“理性”的市场规则。比如北美殖民地时代,殖民地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高于英国本土,购买力也非常大。同时,因为处于边疆地带,工业品奇缺,英国的日常用品在殖民地就变得奇货可居。当时在殖民地开店出售这些工业品的商贩,自然也大发其财。但是,当时流行的生意指南等书中明确告诉这些商贩:发财后不要穿戴太招摇,否则邻居会认为你从他们身上挣得了不合理的利润。

可见,在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竞争受诸如“不合理的利润”这类文化概念和社会习俗的约束。你有进货渠道和资本,你冒了风险,赚钱是合法的。但是,你如果卖给邻居的东西太贵,使自己的生活水准远高于邻居们,就不为社会道德所容。这种道德,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仇富”,在客观上制约了垄断性的商业掠夺。

再看看东莞。东莞在改革这些年非常繁荣。这究竟是谁的功劳呢?如果按美国等西方社会的伦理,那一定是工人们的功劳,虽然企业家的功劳没有人会抹杀。究竟企业家和民工的功劳谁大谁小,各占什么比例,这当然可以争议。不过,大家怎么争论,也绝对不会把功劳算在布莱尔头上。如果一个企业给自己的职工过低的工资,却花天价巴结外国的权贵,你不能想象这样的企业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能站得住脚,在我们这里则很风光。

  中国的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不受社区伦理的压力,老板发了财后,不觉得欠了给自己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人什么。民工不是自己的邻居。大家的生活可以是天上地下。这样,老板们的心思全花在如何和外国的权贵交往、进入世界富人俱乐部、赶紧“入流”上面,而不是顾及邻居的感情、用公益和体面的工资使自己成为社区内厚道的成员。这样,中国民工创造的财富就进了布莱尔们的腰包。他们拿了这笔钱远走高飞,不会用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内需”,民工则连自己孩子的教育费用都无法支付,导致的不仅是内需贫弱,而且是下一代劳动力质量的低下。这样的“市场”,能够带来长久的繁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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