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三立、徐致靖们梦断河山，维新变革的壮志成空，归宿西湖之后，无论是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之一汤寿潜，还是站在南高峰上对江赋诗、踌躇满志的宋教仁，都曾为从制度层面告别“衰世”，将中国从古代带入近代，而苦心焦虑过，拼命苦干过，热血澎湃过，甚至不惜送一颗头颅（黄花冈起义前夕宋教仁对于右任说的话）。徐致靖郁郁而终，陈三立后半生以诗酒自娱。戊戌之后，政局黑暗，民气消沉，万象凋零，直到庚子惨变，慈禧太后被迫推行新政，拾起染满谭嗣同等志士热血的戊戌变革纲领，试图挽救气数将尽的王朝命运，社会才重新出现一点生机，立宪运动就是在这一气候下展开的。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中心的江南立宪派在当时负有社会重望，他们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立宪与革命的这场赛跑，因为权贵集团始终难以割舍既得的庞大利益，背上因袭的包袱太重，私欲太深，最后输给了革命。
国会没来得及召开，武昌的枪响了，就连立宪派的中心人物张、汤也给他们曾寄予希望的这个王朝投了有力的反对票。辛亥前后，西子湖头，那些把热血洒在自己土地上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还有铜像巍然的章太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出现，那个时代也许不会令后人不断怀想。
湖南新政勃兴之际，宋教仁只是一个湖南桃源乡间的孩子，混沌未开，但自少年时代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时代起，他就选择了一条与上一辈陈三立等读书人不同的道路。在日本的那些岁月，宪政共和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从主持《民立报》到组织国民党，他从论坛到政坛大显身手，所向披靡，他是新一代的新人物，受到举世的注目，他要把中国带入一个洒满阳光的共和时代，他身上有一种阳光般的因子，他是透明的政治人物，用的是阳光手段，他的宪政理想诚然不是中国古老传统中固有的，他的性格放在民族的政治史上也是罕有的，你可以说他天真，不够世故，为自己考虑得太少，对自身的生命安全毫无顾忌等。然而，这正是那个龙旗落地的时代的特征。他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迅速成长起来，生吞活剥地大量学习西方宪政成果、制度文明知识。这是龚自珍、魏源们无法想象的，也是陈三立、康有为们在戊戌年想不到的。魏源在他的书中赞美了英、美的政制，只是对相隔遥远的异邦政治文明的一种朦胧、模糊的向往，宋教仁脑子中的宪政蓝图却是清晰的，民国初生，时代的浪潮终于把年轻的他推到风险莫测的浪尖上。宋教仁横遭暗杀，宪政民主的曙光在民国的天空一闪即逝，依然是长夜难明的赤县天。南高峰上松涛依旧，而他1913年初春在杭州的演讲已成人间的绝唱。
维新梦破了，君主立宪梦破了，民主宪政梦也破了，在失败的浩歌中，我们看到了古老文明在制度层面转型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