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可能因傅、罗皆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而见面机会较多的缘故，这一时期没有信函往来。第三封通信的时间已是1925年，罗家伦已转入巴黎大学就读，这一时期的通信几乎全部围绕一个“钱”字与一个“愁”字，但事情又往往不是一个“愁”字就了得的。
随着国内军阀混战不息，形势混乱不堪，山东政府方面的官费筹措已极困难，无法及时向海外留学生汇寄。这个时候国内的纺织大王穆氏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罗家伦的经济来源中断。为了继续在英、法两国收集近代史资料，以便完成最后一年的研究计划，罗氏除了译书写稿挣点小钱补贴外，通过老校长蔡元培介绍，向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借得国币1500元。这笔款项于1925年下半年分两次汇至伦敦及巴黎，罗家伦得此巨款，除偿还债务外，手头还有部分余额。此事被傅斯年侦知，借这年秋到巴黎短期访学之机，向罗氏借了一笔小款以为急用。到了秋后算账时，手头已不宽裕的罗家伦致快信向傅“讨债”。已是穷困潦倒的傅斯年大窘，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挖东墙补西墙”的艰难处境，其中一段写道：“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从吾（按：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按：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也。”又说：“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镑，大约此星期可寄来。但此是老陈的了，有约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国，故更无从通融起。那么怎么办呢？上星期一向朱写信时，说有二十方可过年节，当时尚未计算得清楚，信发觉‘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始意觉得这月总可勉强到底，但陈走甚急，姚钱不来。前昨两日，整日思法子。昨天开了一个书单子，择其或有人要者于Hirschwaid，未知下文如何？此时满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辞，且甚无效耳要是老陈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钱为郭才子陈津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着急无对。此时柏林的环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国，更穷。几乎等于不能借分文之局面。这两月，子水、从吾、大维都是赖老陈维持。老陈大苦，老陈走后，更不了矣。”
因傅信均无日期，故无法判断确切时日，但从信的内容推断，此信大约写于1925年秋冬时分。信中提及的“老朱”或朱某，乃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欧洲留学生的经费一直由朱氏作为代理人具体操办。但此时国内政局混乱，经费汇不出，朱氏无能为力。为了应付不断前来“讨债”的书呆子，朱氏迫不得已，只好从公使馆的其他款项中转借几个小钱予以应付救急，傅斯年所得二十镑即是此例。
信中涉及有债务关系者多达八人，那个神秘的“员外”不知是指何人，但提及的老陈，是指即将归国的陈寅恪。言语中可以看出，这批留学生们的钱财除了相互借来借去外，作为老大哥的“老陈”，于此间显示了举足轻重的分量，同时也透出他对众位难兄难弟的关切之情。
到了1926年初，傅斯年终于从朱氏处领到了十英镑的汇票，于是致信罗家伦说：“本想就此寄你四镑，寄仙槎（南按：何思源字）二镑。但换现镑待了三天，此三天中又为人借去了几文，自己实没办法了。现只寄你二镑，仙槎一镑。朱既许我下月设法，到时弟必再寄。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傅斯年写信时，国内军阀混战加剧，整个中国大地弹片横飞，血流遍野，大小官吏争相苟全性命，已无人再去管这批海外学子是死还是活的事了。傅氏与何思源属山东同乡，何思源来自水泊梁山的发源地菏泽，著名的郓城县、曹县等皆从属菏泽地区，当地流传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郓城”之语；傅来自梁山脚下的聊城，武松打虎的阳谷县属其辖地，因而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有小同乡之谊。眼看山东方面的官费没有希望，其他款项又无从进取，面临断炊的何思源，能得到傅斯年借予的一个英镑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此等情形很能令人想起当年刘备在贩卖草鞋的途中，饥饿难耐又无钱购买一个烧饼那“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十几年之后，当归国的何思源在相继登上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与北平市市长宝座之后，不知对这一文大钱的艰难来历还记得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