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几年后，当国共两党在内战炮火中彻底翻盘，共产党坐了江山，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陈氏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对方似乎一直没有忘记陈氏的存在和当年结下的情谊，1954年，周恩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在政务院所作报告，于总结时特别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18】而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广州学生串联进京的造反派头目们说过“你们可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19】，“陈寅恪教授是善于古为今用的学者”，继而保证陈是“爱国学者”，【20】意在对陈给予保护。此点除了周“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说与在德国期间二人的交往有些关系--尽管在饭桌上陈氏什么也没有说。
门第与家学渊源连同个人的才气志向，注定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心灵上的沟通并渐渐成为同路人。来到德国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Potsdam）忘忧宫（Schloss Sanssouci），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罗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南按：应为温庭筠，罗氏误）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21】罗家伦此语虽含调侃的意味，并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当时傅氏的志向与心境。
到了归国前的最后一两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而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就是十九世纪被推崇为德国近代史学之父、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按兰克的理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资料。其历史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兰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间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I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说道：“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整个欧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对此评论说：“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个富有魔力的短句。”【22】由于兰克强调“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事实或许是偶然的枯燥无味的──也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后世史家把兰克的理论与他创造的学派又称为“实证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风靡一时，几乎垄断了欧洲史学界。当傅斯年来到柏林大学时，兰克学派依然雄风不减。傅氏在求学的道路上经过几年的摇摆晃动，最终选择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并作为重点研习对象和安身立命之托，与当时欧洲的学术大气候自然有着密切关系。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一抉择，引爆了一场影响久远的中国史学辉煌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