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京期间，除与周豫才、傅斯年等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会晤外，还在北京担任过全国经界局局长秘书。这位局长就是后来挟一名叫小凤仙的绝色妓女逃出京城，在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后来，陈氏又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延聘，至湖南交涉使署任交涉股长一职，同事中有当年留日同学林伯渠等，时林任总务科长。由于此类职务和承办的差事，用鲁迅常说的一句话，属于“不值一哂”之类，与古代小说中描述的头罩布袋帽，肩搭白汗巾，整日穿堂嗷叫不止的店小二没有多少区别，因而在陈寅恪后来的岁月里，像不太提及与鲁迅同门一样，很少向外人说起这段当差的经历，偶尔提及，也是出于教学或向“组织”交代自己履历的需要。【1】
事实上，这类差事对陈寅恪而言，只是打发无聊的时间和增加一点人生阅历罢了，在一个学术大师的一生中，的确是不值一哂的小小插曲。
1918年7月，归国四年的陈寅恪终于获得了江西省官费资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学的机会。按照陈氏的想法，此次放洋将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欧战硝烟未散，遂按照时在哈佛大学攻读的表弟俞大维建议，决定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冬十月，陈寅恪轻装乘轮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国本土进发，这一去就是八个年头。
陈氏抵达哈佛后，跟随东方史学大师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一时如鱼得水，学业大进。也就在此时，与来自陕西泾阳的清华留学生吴宓相识了。据时在哈佛就读的吴宓晚年所撰《吴宓自编年谱》1919年篇载：“宓去秋到波城后，得识初来之自费留学生俞大维（David Yule）君。俞君浙江山阴县人，其叔父俞恪士（名明震）先生为有名诗人，有诗集《觚庵诗存》行世。辛亥革命时，任甘肃省提学使，民国四年，在北京任肃政使，与李孟符（名岳瑞）世丈为知友。曾弹劾甘肃将军张广建，对营救吾父事，颇有助力。俞大维君，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短小精干，治学极聪明。其来美国，为专习哲学。然到哈佛研究生院不足两月，已尽通当时哲学最新颖而为时趋之部门曰数理逻辑学。Lewis教授亟称许之。然于哲学其他部门，亦精熟，考试成绩均优。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Ph.D.），并由哈佛大学给予公费（Scholarship）送往德国留学，进修。哈佛大学本有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众多不知，中国留学生自大维君始探寻、发见，而往受学焉。其后陈寅恪与汤用彤继之。俞大维君识宓后，则多与宓谈中国文学。尝为宓口诵曾广钧所作之《庚子落叶词》十二首，吊珍妃也。”【2】
通过俞大维介绍，吴宓得识陈寅恪并对其人格学问终生服膺。陈寅恪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宓，这种影响不只是人生学问的大命题，还反映到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陈氏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受其影响，也为了“我今学习世界史”这一志向的缘故，吴宓毫不犹豫地把英国剑桥出版的《剑桥近世史》十余巨册从书店搬回。后又续购《剑桥中古史》约十巨册，使成完璧。其手笔之大，堪称“豪华”级。【3】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南按：即梅光迪），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4】
正是感于陈寅恪的购书之多，吴宓才心旌摇动，欲加以仿效，并真的从书店搬回许多书籍。只是有时未免学得太过，大有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之慨。据说因一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竟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花费60美元（时官费生每月100美元），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拖出来，拂去上面的尘埃，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放于床头当做镇室之宝。想不到归国之时，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未用。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氏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每次搬迁居所，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的重负，索性再一咬牙，来个放血大甩卖，忍痛售与清华1925级毕业生孙大雨，算是去了一个累赘和一桩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