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号散原），见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势，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积极加入到这一新兴的阵营中来。
陈三立于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及第，先后出任京师吏部行走、主事。此时朝廷内部乌烟瘴气，吏部弄权，小鬼当家，陈三立在派系倾轧中痛苦不堪，决定辞官随从父亲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间，高官子弟习父兄余荫，多声色犬马，酒食征逐。时陈三立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说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称清末“四公子”，社会精英、儒林名流与之交游频繁，时人称之谓“义宁陈氏开名士行”【28】。与王孙公子、纨绔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游的陈三立胸怀大志，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卓尔不群，一时声名鹊起，凡有志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皆乐与之交往。当陈宝箴入主长沙巡抚衙门后，陈三立发挥与当世贤士名流交游的特长，襄助其父招贤纳士，讲文论学，声名顿起。此等情形正如吴宗慈在《陈三立传略》中所云“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第辈，或试之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儒林名宿，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励，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襄而罗致之者也”【29】。此段并非吴宗慈有意对陈氏父子阿谀奉承，仅从聘请的人物看，若无真正求贤的诚意和建功立业志向与政治环境，像当时已得大名的谭、熊、梁等心高志远的一代才俊，是不会舍弃京师与上海等大都市，而聚集到长沙一隅谋事效力的。仅此一点，足见所述事实并非虚妄，陈氏父子在天下士林公卿中的威望与非凡的治事能力据此得以确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绪皇帝颁《明定国是诏》，旗帜鲜明地接受康有为等辈的变法维新之策，百日内连下数十道新政诏令推行新政，设立农工商总局，废除八股，创办京师大学堂，翻译西书，选派留学生等。社会开明绅士、公卿大夫、志士仁人闻讯欢呼雀跃，如饮狂药。远在湖南的巡抚陈宝箴接诏，认为皇帝此举大有作为，前途无量，国运将因此而振兴，乃奋起响应。困守于紫禁城、孤独寂寞的光绪帝闻之大为感动，屡诏嘉勉。为感谢皇上的礼遇与知己之恩，挽狂澜于既倒，陈宝箴于热血沸腾中，举荐平生所知京外有才能的官吏与所属吏士二十余人，上奏朝廷，备皇帝采择。于是在京的官吏杨锐、刘光第，外官恽祖祁辈被光绪帝选中，杨、刘与谭嗣同、林旭等儒生共授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陈宝箴见状，大喜，遂再接再厉，心怀一腔热血，上疏四章京虽有异才，然恐其资望轻而视事易，需得一资望深厚、办事稳健的朝廷重臣领之，遂力荐张之洞入主中枢统领群贤，为国效力。光绪帝信以为然，予以采纳。
然而，光绪与陈宝箴等维新者的好梦刚过百日，八月初五（9月20日），一直猫在颐和园暗中观察动向的慈禧老佛爷，从紫禁城飘来的雾影风声中感知将有祸及自身的兵变发生，乃采取先发制人的兵家策略，于月黑风高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中南海，下令囚禁光绪帝，次日宣布训政，捕杀维新党人。时康有为、梁启超辈均在京师，闻变，康逃香港，梁逃日本避难，得以免死。而名噪一时的军机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与在维新变法中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者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六君子”，俱被捕获，斩于京师菜市口。
据云，当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离京师，流亡海外，或到西方列强驻北京的使馆避难。然而谭氏却认定“中国的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故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并号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起！”【30】当谭嗣同于菜市口走下囚车，受刑前一刻曾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刚毅答曰：“我哪管得那么多。”扬手投去杀头的令箭，让刽子手持鬼头刀上前行刑。谭嗣同的头在被砍下的刹那，还在高呼口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