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风潮汹涌奔流，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的较量，在北大这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圈子里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势。每当新派的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对之曰：“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16】为了证明文言文较白话文优秀，黄侃在课堂上公然讲道：“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既费钱又啰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黄老夫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摇头晃脑得意起来。【17】如此接二连三地重拳出击，搞得胡适灰头土脸，颇栽脸面，不得不再度聚集兵将设法给予对方更猛烈的反击。于是，北大国学派与另类文化派越来越呈不把对方彻底打趴弄翻在地，决不收兵之态势。【18】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或明或暗的运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自此，以傅斯年为首的革命小将，公开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达到把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经学大师彻底骂倒，使之一个个倒在地下口吐白沫，眼珠乱翻，或干脆翘了辫子，令大家真正“痛快”一下的目的。国故派们眼见对方势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黄侃亲自组织指挥下，学生张煊（南按：后来为张学良机要秘书）等人，很快弄出了一个称做《国故》的杂志，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对抗交锋。但《国故》始终处于劣势，难敌《新潮》巨浪冲击。未久，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辈又纠集一百余众，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杂志社”的团体组织，创办《国民》杂志，由张国焘任发行人兼经理，摇摆于新旧两派之间。可惜这一鱼龙混杂、绿林草莽气味浓厚的团体，内部很快分化，产生了所谓的旧派、新派与走中间路线的调和派等乱七八糟、眼花缭乱的派别。一时间，北大校园内泥沙俱下，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闪亮蹿动中，终于引爆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反帝爱国学潮。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与街头闾巷，风卷浪滚，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爱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一只“富于斗劲的蟋蟀”（罗家伦语）。正是由于这个罕有的“斗劲”，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学潮爆发后，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肩扛上书“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字样的大旗，挥动手臂，率部冲出校园，一路浩浩荡荡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门奔来。在广场集结并宣示口号声威后，大队人马又转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交涉。在遭到帝国主义者蛮横阻止后，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顿时变成了声声怒吼。在傅斯年指挥引领下，游行队伍转赴赵家楼，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与悲愤心境，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社会各阶层纷纷起而仿效，并给予极大声援。惊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调集大批军警镇压的同时，做出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举措。蔡元培于危难之际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当被捕学生全部释放，被后世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为避其锋锐，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学潮渐渐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乡聊城休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