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生前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初版。）
[15]《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16]蒋梦麟《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
[17、18]《五四运动史》，[美]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19] 1919年4月30日，胡适终生服膺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抵上海，开始在中国讲学活动。此时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在南方讲学的杜威闻听各种传言，对北京高校学生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曾写信给家中的女儿，把北大等高校学生游行与痛打曹汝霖等行为，看做是一般大学校园中男生们的相互斗殴，是无聊之举。但当他于6月5日抵达北京后，亲眼看到了“五四运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潮的蓬勃气象，在一个月内，军警已拘捕学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学校舍作为临时监狱关押被捕学生。尽管如此，学生们与政府较量的斗志不减，爱国热情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此举令杜威大受感动，并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学生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誉。6月8日夜间，美国驻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员三百余人。席间杜威在演讲中说道：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本人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云云。（1919年6月9日《晨报》）
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6月10日下令免去曹、章、陆等三个卖国者本兼各职，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老头子杜威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他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潮发生的情况后，于6月20日写信给家中女儿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信曰：“附带说一句，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们一般大学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是经过了细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还要提早结束，原因是有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负起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来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鹿书社1999年出版）
[20、22]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傅故校长逝世纪念专刊》，台湾大学学生会编印，1951年。
[21]张家康《胡适与鲁迅》，载《人物》，2003年第8期。
[23]关于傅斯年放洋留学事，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1984）第2932页写道：“今天蒋复璁带来民九、民十两年的北京政府教育公报”，“编者附记：在附录里，还有傅斯年当年考取出国的分数是八十二分，第二名。”据台湾学者王汎森说：“为了这次官费考试，还有一个插曲，即许多考官因为傅斯年是激烈学生而不拟录取。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的科长陈雪南出面力争，认为成绩如此优秀的学生非取不可，终于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陈雪南与傅氏保持相当友好关系，1948年，傅在美国，竟被选为立法委员，傅氏不就，也是托陈雪南劝说才接受。”（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4]《新潮》，二卷，一期“附录”，1919年10月30日。
[25]傅氏研究者多云傅斯年在柏林大学颇受朗克的影响，但据台湾学者杜正胜说，傅斯年一生只提到朗克二、三次（杜氏称“兰克”），藏书中亦没有任何朗克的著作，“向来的通说恐怕不必然多么可靠。我对这个问题尚无绝对把握。”（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1998年）按杜正胜的说法，傅斯年之所以在留学的最后阶段决定“弄史学”，是受顾颉刚搞《古史辨》并暴得大名的刺激。傅不愿向顾“称臣”，遂下决心要跳出“顾氏王国”的阴影，“动手动脚找材料”，以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开辟史学的新天地”。傅与顾在广州筹建史语所的矛盾，与两人的学术观念以及傅想跳出顾的阴影的急迫心情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