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傅傅年一生，号称“绝不参与政治”的他，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糊涂的莽汉，且有许多聪明过人之处。这种聪明才智既来自于他童年生活环境的熏陶，如梁山好汉们以造反起家，而又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精神浸湮（南按：傅的家乡聊城出过武大、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水浒》人物，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即在聊城所属的阳谷县），也来自于他那个聊城大家族的血脉传承，即儒家学说中“正统”、“忠君”思想的价值观。这一殊途同归的儒道墨法等诸家的杂交文化对其影响之深，从他后来对蒋家王朝这个以股份制形式合伙拼凑起来的政府班底，不抓上头，只抓下头；不揍蒋介石本人之头颅，专捏其两位下属（孔祥熙、宋子文），搞得介公整日喊痛并快乐着便可显见。而当江山易主，大地陆沉之时，他作为铁杆的“忠义之士”追随国民党政府横渡台海，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更是明证。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一生的可惜之处就在于读书太多，否则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成不了项羽、刘邦，也应比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或他自誉的“不过是陈胜、吴广”之业绩要辉煌得多，最次也不至于以“中国最稀有蟋蟀”和一个“傅大炮”或“一只学界大鳄”等名声流传后世。--但历史没有假设，人间世事纷纭，形势比人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频频出镜亮相的英雄豪杰，可惜可叹者何止傅氏一人哉！
世人看到的现实情景是，就在“五四运动”掀起狂涛巨澜尚未消退之时，北洋政府对支持学潮的蔡元培等十分不满，认定学生运动与北大提倡另类思想和“歪理邪说”关系甚大，拟施以颜色并加以收拾，甚而搞出了一个查封、解散北大，惩办校长等等秘密行动计划。校长蔡元培成为众矢之的，处境危艰。好在蔡氏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杰出人物，能沉着果敢，既不为权势所惧，又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经反复交涉，终于如愿。当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也为了消解北洋政府的怨气，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悲感交集的心情回到家乡聊城休整，个人前途命运处在一个历史夹缝和悬空之中。瞻念前途，一片迷茫。
就在傅斯年心烦意乱，悬剑空陇之时，新的命运之门再度向他敞开。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的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压倒性优势登榜。尽管如此，主考方不但不把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放在眼里，反而因傅斯年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者的好事，立即成了权贵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和打压攻伐的对象。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20]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等为由，拒绝录取。这个听来令人满含悲愤的说辞，是否就是傅斯年在火烧赵家楼后，所思所虑和所担心的主体尚待考证，但就当时的情形言，大部分官僚政客与相当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心怀反感与恼怒。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代理省主席的何健，曾公开宣示他的愤懑之情，谓胡适之流“倡导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煽惑无知青年”等等，[21]藉此可见社会政治情势之复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之多。假如傅斯年有这样一种不祥的政治嗅觉，他在北大讲台上被胡霹雳猛打一拳后悄然退出，便可得到进一步合理的解释，否则将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不管傅斯年当时和之后的想法如何扑朔迷离与不可捉摸，当他站在济南考场之外准备仰天出一口长气时，随着风云突变，心中的辉煌大梦瞬间成了狗咬尿泡--一场空。这个结局，傅氏深感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时天旋地转起来。
就在决定是一只“海龟”还是“土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斯年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22]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儿来，一些具有文化良知或良心未泯的官员，也趁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一片噪杂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23]正在济南一间小旅馆垂头丧气的傅氏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亲娘！”眼珠一翻，差点惊昏过去。待跑堂的店小二弄来一碗凉水灌下，傅斯年才缓过劲来，并迅速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渍，意气风发地回到了家乡聊城准备出国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