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鲁芹散文选》 文人多牢骚

最近几年出版业开放多了,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些1949 年以后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或海外的老辈文人的东西。一来他们白话文的文法与今天大陆流行的不同,二来他们自幼便接受良好的中西教育、对中国典籍和西方文学驾轻就熟,两者糅合起来,使得他们的文体读起来非常特别,比如这本《吴鲁芹散文选》。

吴先生可谓是早一辈的民国文人,191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和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之后去了美国,后半生基本上都在美国度过。他的文章近两年开始在大陆出版,这本《吴鲁芹散文选》是由他的学生齐邦媛编的。

吴鲁芹的散文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文字特别。他们那一代人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比今天的白话文有味道。那种味道源于一种深厚的古文训练基础,在遣词造句时会自然地渗透出来,无论引一诗或一典故,读起来都好像天衣无缝。

同时他又有点过去“论语派”文人的风格,非常幽默。比如《置电话记》写当年电话这个东西刚刚在台湾出现,他太太有一天跟他说“我们家是不是也该装电话了”,然后两个人讨论该不该装的问题,他不置可否。但过了一会,太太又重述了一遍:“那样的话,就方便多了。”她当然是很希望装的。

作者说,这同其他议案一样,本可以无疾而终,但是不知怎么,这次毫不热烈的讨论给小姐(吴鲁芹的女儿)听到了,而且好像引起了她莫大的兴趣。小姐说“我们早就该装的”。早在什么时候呢?小姐当时的十足年龄是六岁有半,然而同别的二十世纪的进步家庭一样,儿童是明天国家的主人翁,是今天吾家的主人翁,主人翁的话虽然不一定有分量,但是年幼无知,记忆力特强,而且似乎已受到不达目的而不止的革命熏陶,时时会提醒起议而未决的案件来,使无情时光的流泻并无助于拖延,而且两个人的声音总要比独白来得更为理直气壮。

这样简单家常的一件事,作者写来却丝毫不使人感到啰嗦,因为这些句子的延伸并不是为了修饰而纯粹是去造句。现在很多人写文章,大概是小学学造句作文学坏了,有一种造句训练叫延长句式,把一句本来简单的话拼命延长,结果很容易形成一种累赘的文风。而吴鲁芹的文章古朴清简,即使把简单的事情写得很长,也不会让人感到厌烦,反而觉得有趣,一层一层新意叠加上去,不断衍生。

吴鲁芹是大学教授,颇有学问,但他总爱说自己是个俗人。

“说老实话,我手边的钱若仅够糊口,一定先买大饼,次及典籍。我大约生来就缺少诗人气质,起早,通常是为了赶路,不是为了看花;虽然也喜欢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到该睡的时候,还是蒙头大睡,并不会舍不得室外的清光;总而言之,是个俗人。……当年将近二十岁的时候,照说是诗人气质占上风的年纪,但是记得有一次,在一本《牛津诗选》与一个月的伙食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形之下,我还是毫不犹豫先缴清了伙食钱。

“因为自己写散文,所以就特别关心散文问题。有篇《散文何以式微》,认为无论西文还是中文,都已经出现了散文式微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个‘打岔’的时代,无论晨昏,都随时有‘打岔’的事和‘打岔’的人。好的散文要靠文字的纯正,如今纯正的文字,却要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莱坞写宣传稿式的一味夸张,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把原先有意义的东西,贬到不值一文。”

这番话说得真好,我完全赞成。三十多年前他看到的问题,到今天似乎愈演愈烈了。

吴鲁芹喜欢拿文人开玩笑,《论读书人与怀才不遇》里说,不管是见到木匠、瓦匠还是理发匠,只要面呈怀才不遇之色,口出怀才不遇之牢骚者,大约都读过一点书,都能动动笔,是个读书人。这并不是坏事。问题是,他们都有治国平天下之志,又自以为有治国平天下之才,于是眼睛就只会巴巴地往高处看了……

《文人与无行》又说,“其实文人若真有无行之处,他的无行便在其能为别人的无行做掩饰。从替死人做墓志铭,进步到替活人做墓志铭。”这话说得太好了,看看我们今天的文章,有多少人写东西是在为活人做墓志铭呢?

(主讲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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