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开山以来，便获得海内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虽然未曾出外化缘，但是感谢十方信徒，以及护法龙天的护持，在诸佛菩萨的加被之下，开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佛光山开山后，我担任主管十八年，当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我宣布退位，经过“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共同推选，产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师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问题，做个示范。那年我五十九岁，正当身强体壮的时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从懂事以来，曾经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想做一个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扬如来家业为职志，所以对文化、教育，我乐此不疲，尤其对弘扬佛法，到处讲经，一直表示我的“乐说”。
我在宜兰数十年，虽然雷音寺只是一间小庙，我将之重建两次，但都没有担任住持。我创建高雄寿山寺，也是请来善定、慧定两位法师当家。我总想尽量地远离寺院行政，但后来为了发展佛教事业，我知道还是需要有一个据点，因此不得已才开山，却从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创建佛光山期间，虽然我仍然在佛教学院上课，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规划、监管，以及经费的筹措等，我都亲自负责。当一切都有了相当的成果，可以做一个交代时，我想到，为什么不培养后代弟子来继承呢？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布退位。
记得当时对外发布消息以后，意外地接到“总统府”给我的电话，说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为“传位”，因为有影射蒋经国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后来改为“传法”。
由于当时电视台的采访，报章杂志的刊登，甚至《中国时报》的社论，都评论、报道了此一“退位传法”事件，一时大家都说我为佛教和台湾的企业界，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其实，我觉得各界的领导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应该选定接班人，让事业有计划地发展，才能永续经营。那个时候，台湾企业界的第一代创办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为我的“退位传法”，证明“后继有人”确实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重视。想到我以一介僧侣，能够引导社会的进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开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过于社会给我的各种讥评、毁谤。例如，说我是“政治和尚”，说佛光山“商业化”等。其实说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没有进出过政府机关，没有接受过公家的补助，甚至开山之初，美国的一位善士，主动发心想要捐献五千万元，我都予以婉拒。因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额捐款，将来他说寺院都是他兴建的，我会对万千信者感到抱愧。
因此对“政治和尚”这个称号，刚开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后来电影导演刘维斌先生跟我说：“‘政治和尚’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号，还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说：“所谓‘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会上有力量，何况佛光山经常有官员上山访问，又怎么能说你与政治无关呢？”
想想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再说佛教也讲“不依国主，佛法难立”，所以从此我就稍感释怀，不再引以为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评说佛光山太过“商业化”。其实，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没有经营世俗的商业。佛光山的朝山会馆，提供参拜者用餐，信者用过斋后添油香，这是很正常的事，谈不上是商业买卖。乃至小摊位出售念珠，顺便流通一些佛书，广为传播佛法，这也是为了弘法的长久之计，不得不有的佛教事业，否则佛书都是免费赠送，哪有那么大的后援资助呢？
另外，社会舆论带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说我星云某人“很有钱”。有人说我有共产党的资助，有人说我挖到地下黄金。总之，他们认为我很有钱。
其实恰恰相反，我现年八十三岁，一生都在“日日难过日日过”当中度过。我没有钱，也不经管钱。即使有钱，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来推广佛法，发展佛教事业。我自觉自己也是一个信徒，应该也要学习捐献、喜舍，因此我把自己写作所得的稿费、版税，以及上电视讲演，乃至到公司、工厂开示的车马费，都捐作佛光山建寺、传教、兴学之用。
一般人一生顶多只办一所大学，我除创办四所大学之外，还与政府合办八所社区大学，同时在全世界有数十所中华学校、佛教专科学院，以及美术馆、图书馆，另外还成立“人间卫视”、《人间福报》等。平时经常有人问我：佛光山是怎么建起来的？我都说：佛光山是“从无而有”、“从空而来”。因为我不要钱，我也没有钱，所以大家才肯帮助我，护持我建寺弘法，兴办佛教事业；如果我有钱，谁会“锦上添花”，愿意拿钱来护持一个有钱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传法”时，负债一亿余元，交给继任者帮我偿还，这使我长久以来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继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内，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经历的艰辛过程，只有佛菩萨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当我从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后，真有“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我先在北海道场住了一段时期，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就飞往美国洛杉矶闭关。其时正值西来寺初创，在关房里，我筹思着各种因缘，想到未来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华寺”，可以到马来西亚建“东禅寺”，但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只是由于政治上的台海风云，两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后的因缘了。
不过，我继一九九一年在台湾成立“中华佛光协会”后，翌年在美国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我邀请时任“内政部”部长吴伯雄、日本佛教大学校长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严宽祜、澳洲企业家游象卿等人担任副会长。
成立大会选在曾举办电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洛杉矶音乐厅举行，当天约有五千人与会，美国总统里根亲自电函祝贺，台湾“社工会”主任钟荣吉先生特别赴美出席大会，甚至远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克总统先诺勒爵士，不但亲往美国参加大会，并且担任“佛光之友会”的荣誉会长。
之后相继多年，“国际佛光会”分别在多伦多、巴黎、伦敦、悉尼、东京等地，召开一年一度的“世界大会”，每次都有五千余人参加，这是华人在海外难得仅有的盛大集会。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来寺落成之际，不但传授“三坛大戒”，同时召开“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从此之后，我也一再应邀在美国各大学讲演佛法，包括柏克莱、耶鲁、加州、康乃尔、哈佛、夏威夷等大学。此外，加拿大、澳洲、巴西、智利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学，我也经常应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时，“国际佛光会”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纷纷成立协会、分会，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余个协会，数千个分会。甚至佛光山也在这些地方设立道场，总数在二百所以上。所谓“人间化”、“国际化”的佛教，此时已经蔚为风气。
为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我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以及北欧的冰岛、挪威、瑞典，东欧的南斯拉夫、波兰等地。我立志发愿要把佛法传播到全世界，这种“国际化”佛教的推动，应该是继我推动“人间佛教”之后，又把佛教推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也应该是我人生中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时刻了。所以当初我从佛光山退位后，虽然两袖清风，口袋里除了装些卫生纸，再有的就是一双芒鞋、一身袈裟，我靠着徒众为我购买飞机票，开始云游世界，到处讲经说法，开始了推动国际佛教的生涯。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正当佛教走上“国际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时候，我又想到，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于是推动“本土化”的佛教，又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