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民工”悖论
那就废掉旧模式，学习西方的动态化管理、法律化管理，行不行？行！但这时候又会遇上一个大难题--土地问题。严格说来，中国不存在失地农民，所有农民都有地。比如一个人在珠三角打工，但是他的户口在湖北农村，他在老家还有块地。然而这种“拥有”只是名义上的，他已经放弃了这块土地的收益，主动“失地”，选择留在城里，但这似乎不是城里人所期
望的。
很多城里人特别希望农民工实行“候鸟”模式--需要你们打工的时候你们来，不需要的时候你们就回家去，譬如现在经济危机来了，你们就回家去吧。可是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回去之后，很难再依靠他的土地生活，并且那块地也许早就不知道转租到哪里去了。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他根本就不熟悉农村了。
现在的城市化其实不是政府的意愿，不是某些学者的意愿，更不是某些团体的意愿，而是农民自己的意愿。我们的城市化是农民自己用双脚走出来的，原来只是青年出来打工，后来中年也出来了；原来只是单个儿出来，后来把老婆孩子都带出来了--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打工子弟小学。农民工厌倦了候鸟迁徙式的生活，过年过节也不回去了，因为一票难求，好不容易挣了一年钱，三分之一钱都扔路上了，不回去了。
既然农民工不肯再做候鸟，有人便开始关心人口膨胀是否会加重城市负担，甚至有学者说，如果取消户籍制度，那人不是一下都来北京、都去上海了吗？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发生。没错，世界上确实存在超级大城市，但不可能所有人都进同一个城市，因为人一旦多了生活自然就难了，人群自然就会分离，这是自然趋势。
以上种种忧虑，比如从市民角度考虑的“城市膨胀”忧虑，从农民角度考虑的“农民失地”忧虑，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纯属子虚乌有！无可否认城市在膨胀，但是不会膨胀到好像突然间北京城大街小巷全都挤满人的可怕地步。第二次城市化浪潮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时间，若干个“当年”都是从无序中走出来的，从没发现有过膨胀到控制不住的地步。
不过，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加确实带来了问题。进城农民居住的地方不外乎地下室、城中村、城郊农民房以及极少数具有贫民窟雏形的私搭乱建房屋。我们可以理解，为了城市的脸面，不能有像拉美和印度孟买那样污水横流、苍蝇四飞的贫民窟，而且学者也认为贫民窟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衍生的一种歧途。但是既然城市离不开农民工，为什么不给他们解决住宿问题？你让他们去哪儿？城市管理者是否起码应该为了城市美观去解决一下农民工的住宿问题？农民工是城市劳动力的大头，离了他们城市人寸步难行，可为什么就是不给他们一个立锥之地？
更坏的是，无家可归的现状剥夺了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他们的委屈与仇视引发了所谓的农民工治安问题。有家才能有归属感，农民工在这里住下了，才会有爱这个城市的心。秦晖教授说，就算是有贫民窟，也比现在这样为了城市的脸面大肆销毁城中村要好。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十全十美的。要我提方案的话，我首先建议解决没有户口的农民工的住宿问题，无论以什么方式，先让他有立锥之地，然后再逐步解决户籍问题。这样我们的城市化就可以逐步走向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处处是别扭，处处是障碍，却又不得不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