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了大规模传播的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的巨大影响，它们把同样的效仿模式强加给了各个收入水平的美国人：换句话说，使他们想要成为某种类型的人。比方说，就以女性杂志和出版业称之为“庇护场”（意思是专注于房子和花园）的那种杂志为例。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在月复一月地培训数百万妇女更好的生活技艺——告诉她们如何护理婴儿，如何照看孩子，如何令人愉快地款待宾客，如何准备营养均衡的饭菜，如何漂亮地装饰房子，如何让草坪和花园富有魅力，以及诸如此类。它们的有些建议，在富有经验的人看来，有时候似乎很可笑；有些信息为了讨好广告客户而被故意歪曲，或者是肤浅的、自以为是的；但对那些视野被环境所局限的人，其纯粹的指导性影响是非同寻常的。读者众多的杂志，连同它们在国民中间的传播，也为消除偏狭观念做了很多的工作；让阴暗邋遢的城市公寓里的家庭主妇、在偏远农场或工业小镇上长大成人的男孩女孩们有机会瞥见他们日常圈子之外的世界。了解一下今日美国有多少人是从通俗杂志上第一次认识——比方说——维生素，没准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此外，这些杂志及其他地方的广告不断提供刺激，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以便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商品。美国也像其他地方一样，有些工人在工资增长的时候会悠着点，理由是，他们如今有这样的经济条件，能够放松放松。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一般规律——有些工人会继续苦干，希望能买得起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大规模广告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激励制造者。
这种新闻媒体的大众教育模式纯粹是20世纪的现象。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没有哪份美国杂志有接近100万的发行量；到1947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多达38种；仅《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一种，到1951年，它在美国的总发行量就高达950万份。
电影（仅从大约1905年开始）和电台（仅从1920年开始成为大众广播工具）也同样把各个收入水平的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享受同样的情绪刺激，把它们的胶片和节目塑造成美国经验的一个共同要素。
在电影中，像加里·格兰特、汉弗莱·鲍嘉、格利高里·派克、蒙哥马利·克里夫特和法利·格兰杰这样一些深受欢迎的明星，可能扮演被认为应该是富人或时髦人士的角色，也可能扮演被套在经济绞索上的角色；但无论他扮演什么，他的声望都取决于他是否代表了一种任何美国年轻男性都能欣赏、或者至少是能接近的魅力；换句话说，取决于他是否符合老派人物称之为中产阶级言行标准的那种东西。我更喜欢称之为“无阶级的”，或者是“全美的”，因为它们本质就是那样。好莱坞的女演员们也服从于同样的冲动，在演员表上，她们可能是女王，也可能是奴婢，但她们的推广顾问都知道，要想让公众喜爱她们，就必须在电影胶片上把她们描绘为乐意做沙拉、乐意拖洗厨房地板、乐意晾晒喜好的衣服——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可以展示她们在豪华的游泳池旁，穿着裁剪得体的游泳衣，正享受幸运的闲暇时光。
在收音机里，杰克·本尼（尽管他的收入很高）扮演着这样一个杰克·本尼的角色：他生活在一幢很普通的房子里，拥有一辆呼哧作响的老爷车，有一个万事通帮手作为自己唯一的仆役，跟这个人在一起是他最轻松活泼的时间。奥兹和哈里特·纳尔逊发现自己处在一连串的滑稽情境中，你可能会给他们的境况贴上中产阶级的标签，但对数百万各种收入水平的年轻父母和孩子们的经验来说，它们本质上是稀松平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