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两个群体的构成（他们组成了全体国民当中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大概是：这些人——除了黑人部分外，他们的境况我们已经在第12章中讨论过——并不是“完整的主体”。他们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一大批处于困境的人，所遇到的困难（经济困难和其他困难）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分布非常广泛。
他们包罗甚众，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生活过得如此整洁而自重，以至于你根本想不到他们有时候竟然会饿肚子），腰板挺直的农民（他们今年的庄稼被暴风雨所摧毁），到伸手讨钱购买下一杯酒的流浪汉，以及没本事找工作的低能儿。我们用来帮助这些无能者和受苦者的工具，远远谈不上理想——老天爷知道——但它们远比20世纪初的时候要充分得多。说到民众的苦难，规模也不像那个时候那么大。
在大萧条期间，斯图亚特·蔡斯写过一段话，大意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总是有人在经济的阶梯上往上爬，也总是有人从阶梯上摔下来，但是，如果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就该有某种办法，防止后者一头栽到地下室里。如今，由于亲戚朋友的帮助，私营慈善组织的努力，以及全国的城乡救济组织，我们成功地在地板上把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给接住了。
当我们研究接下来的两、三档——这两档代表了年收入2,000至10,000美元的群体——的时候，我们遭遇了眼下这轮繁荣的一个核心事实。这就是：数以百万家庭脱离了2,000美元以下和2,000至3,000美元的阶层，向上爬了一、两档。这些幸运的家庭从各种不同的机会中挣到了他们的钱；他们当中有农民、上班族、专业人士、半熟练的和熟练的产业工人；但作为一个群体，干得最好的还是产业工人——比如，一个以往靠2,500美元生活的钢铁工人家庭，如今能挣到4,500美元，或者，需要很高技能的机床操作者的家庭，过去他们习惯于靠3,000美元的收入生活，如今能挣到5,500美元，甚至更多。不妨想想一项明显的统计数据：在1950年美国所有的制造业当中，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周59.33美元。在过去十年里，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不断上涨的物价也紧追其后，但平均起来，收入还是远远走在了前面。
就人的意义而言，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生活在美国工业城镇和农场的数百万家庭，已经从贫困（或接近贫困）的状态，提升到了这样一种地位：他们能够享受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干净整洁的衣服，购买更好汽车的机会，安装一台电冰箱，为家庭主妇提供一间干净体面、富有魅力的厨房，去看牙医，购买保险，以及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这些产业工人、农民及其他各色人等，是不是最有资格在财富上得到提升的人呢，这一点尚无定论。你可能希望，知识分子工作者——比方说教师——应该成为新秩序的主要受益群体之一。（他们当然不是。）然而，缩小通常被称作“低收入阶层”的那个群体，其对我们当中其余人的影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因为，当那些向上移动了一、两个等级的家庭有能力购买更多商品的时候，他们扩大了的购买力就会在总体上给商业带来巨大的提升。通过让穷人越来越不穷，美国也就越来越繁荣。
在梯子的顶端，同样有惊人的变化。在这场经济赛跑中，富人巨大的领先优势有相当程度的减小。
让我们看看处于收入顶端的5%的人——粗略地说也就是年收入超过8,000的人，看看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据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西蒙·库兹涅茨的精心计算，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那段时期，这个相对富裕群体中的人占到了国民总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按税前计算不少于30%，税后略多于28%。但到1945年，他们所占的比例，按税前算从30%减少到了19.5%，按税后算从28%减少到了17%。自1945年以后，这个上层群体相对有所进步，但进步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