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京的几条热线重新开通了，这回好像又要大难不死了，那9号文件却依然刀光闪闪悬在头上，危机四伏。
去年5月30日夜里，韩先楚觉得右肾一阵阵疼痛，愈痛愈烈，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先找来医生，又送去医院，初步诊断为肾结石，需动手术。夫人刘芷立即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要求去北京手术治疗。按理，这种病别说中央委员、大区正职，就是副职去京治疗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可眼下就是个事儿了。先是麻烦，说要请示，也不知请示了什么人，答复是：缺什么药北京给送，需要什么医生北京给派，就在兰州治疗。
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你：就在那黄土高坡上老实待着吧，什么意思你自己寻思吧。
毛泽东去世那天晚上，他正在京西宾馆酣睡。秘书接到电话，匆匆进来推醒他，他坐在床上愣了一阵子，长叹一声，说声“快走”，立即去了301医院。
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去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的吧？
现在，人还没抓呢，人道主义已经所剩无几了。
上下齐攻，南北夹攻，这个不争气的肾也跟着凑热闹。也好，就让这肉体的痛苦将那心灵的苦难抵消、忘却一下吧。
就又想起皮定钧的那句话：“我们好像成了路边的破草鞋，谁都能踢两脚。”
他是穿着草鞋参加革命的，又穿着草鞋从大别山走到陕北。4野南下时，从未见过草鞋的东北官兵也学会了打草鞋。草鞋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是天赐给共产党人的宝贝。如今那些“文革”新贵成了宝贝，他们这些穿草鞋打江山的人都成了没有用的破草鞋，他则被一脚踢到这大西北来了。
就不断给毛泽东写信，除了以往那些话外，有时就提出想去看望“您老人家”。到了北京再提出这个问题，就更理直气壮些。绝口不提“救驾有功”，就是“想您”、“非常想念”。这个“想您”、“非常想念”，绝对是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他也确实非常想念毛泽东，9号文件后更是有一肚子话要向老人家倾吐。而今，无论毛泽东有无回音，甚至这信能不能送到毛泽东手里，他都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要写。他把它们当作一个个探空气球放出去，为的是摸底，试探一下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态度。
寄走一封信，就像向前线派出一支部队，然后就绷紧神经等待消息。政治斗争也像战争一样，危险、疲累、瞬息万变，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只是那种仗让他激动、兴奋，总觉得天地小、视野大，满怀自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种仗却是心也不足，力也不足，实在让他打不起精神。因为它无章可循，几乎全凭个人意志，甚至有时就是依喜怒哀乐而定。当年千钧一发之际，有时也会觉得神经快绷断了，胜利随之就向他招手了，甚至就到手了。而今却是每次都觉得挺不住了，熬不下去了，精神已经崩溃了。
原以为到了兰州，不在地方兼职了，就可以甩开膀子专心干他倾心热爱着的、也是轻车熟路的军事工作了，谁想到竟会是这个样子。
不过，逐渐地也就熬出来了，平静多了。
自李东生来兰州的那个不眠之夜后，他就慢慢地恢复了常态。以前也见不出他有多么烦躁，那种表面的平静掩盖的却是内心的风暴雷霆。现在每天依然是吸烟、踱步，老人家是照样想念，那信隔上一段时间还是要写上一封的，写完了也就写完了。踱步踱累了，就和警卫员下盘棋，或是练练毛笔字、看看书，还竟然把上下两册砖头似的《红楼梦》看完了。
人家折磨你，你再自己折磨自己，那不正中人家下怀吗？
不能成仙，那就修道，起码也算修炼出几分道行来了。
只是党和国家就这么熬下去，可怎么得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