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掉“铁饭碗”回村当农民
激情之后，更多的是理智的分析。
为什么四兄弟要选择古家村这样偏僻贫困的农村去创业搞养殖业呢？
首先，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率先成为改革开放的试水区，经过几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粮食大量增产，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开始升级，已经不再单纯满足于吃满肚子了，而是对肉食、禽蛋等农产品有了更丰富的需求。1980年1月18日，国家商业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而类似的文件国家不厌其烦地下发了10多年；
其次，当时虽然在各个城镇都开始有了个体户，但多少还是会受歧视，但在当年的农村里，因为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深入推广，农民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个体户，所以不存在着歧视的问题；
再者，国家在1982年提出了“科技兴农”的号召，而四川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刘氏兄弟作为从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自然有一般人难以比拟的优势；
另外，四兄弟的母亲曾在农村当过很长时间的小学老师，作为新津县第一任农业局局长的父亲在当地也颇有知名度，而兄弟几个不是在古家村出生、就是在古家村成家、甚至在古家村插过队，刘家和古家村的村民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创业做什么呢？
陈育新想起来，曾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一种叫红育的良种鸡可以推广。他认为，推广这种鸡，可以改变农民的养鸡模式，让农民多赚钱，自己也可以得到收益。陈育新建议，建一个良种鸡场，把外地的鸡种引进来，孵化成小鸡卖给农民，然后再回购本地农民的种蛋，再孵化成小鸡出售。以此为契机，可以把贫困的新津县变成一个良种鸡的养殖县。
刘家的家庭会议开了三天三夜，越开越明朗、越开越兴奋。最后大家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脱公服”当专业户，共同谱写一曲属于他们自己的“希望之歌”！陈育新先行动起来，其他几个兄弟再伺机跟进。此时，陈育新大学毕业后工作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这个决议在小小的新津县城掀起了一阵波澜--刘大镛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毕业之后又分别进入成都906厂计算机所、新津县教育局、新津县农业局和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好不容易从农村爬出去并且每人都捧上了一只令人艳羡的“铁饭碗”，却想不到他们竟然要抛弃这一切又回到“原地”！
当时甚至连他们的母亲都难以理解，她这样责问陈育新：“农村太苦，你当了10 多年农民，还没当够？”但创业的激情在四兄弟心中激荡，他们已经不顾一切了。
因为政治问题，父亲及其整个家族都受到了牵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倍受磨难，所以兄弟几个在创业之前，无形中把政治的正确与否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他们准备创业的1982年，正好碰上了国家对经济进行了一场整肃运动，到年底共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3万人。
为了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1983年3月，陈育新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问他辞职回乡创业“要不要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