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浪：四兄弟踏上创业之路（2）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见了荣毅仁等五位老一辈的工商界代表，进行了一次后来被称为“五老火锅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鼓励他们“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这年年底，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对原工商业界者落实了政策，并发还了文革期间冻结的私营企业主的定息。据统计，全国共发还定息24亿元，这对当时举步维艰的国家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也足以反应中央对恢复经济发展的决心之大。
　　
　　10年文革让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在当时，城乡沉淀了大量过剩劳动力，又给紧绷的经济压上了一块巨石。水满为患！为形势所迫，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发展城市个体经济。
　　
　　春风又让百草生！就在1979年的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迅速达到10万户左右。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1980年，中国正在热播一部外国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而在中国大陆，也正崛起一支现实版的“敢死队”--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在安徽芜湖，年广久卖起了“傻子瓜子”；在广东顺德，梁庆德开始走街穿巷收购鸡毛；在浙江温州，15岁的王振滔便做起了卖米的小生意；在四川成都，刘永行挑着几筐小鸡在大街小巷上叫卖……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著名作家夏衍的散文名篇《野草》，无疑是诠释中国私营经济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绝处逢生、坚韧生长的最佳读本。
　　
　　七天赚到十个月工资
　　
　　一只鹅带来的转变
　　
　　“即或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究竟谁能买得起十亿人生产的那么多的产品呢？”1980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访问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后，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亲自盛情邀请的一位日本企业家也来到了中国。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他给中国的领导人们讲起了自己的经营哲学，比如“要振奋产业报国的精神”、“要有高度的公司使命感，互相帮助”等。
　　
　　这位日本企业家叫松下幸之助，在日本有“经营之神”的美誉。
　　
　　而对当时尚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刘永行来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担忧无疑是杞人忧天！那年春节前夕，最让他头痛的难题是：家里只剩下了2块多钱，究竟是拿这钱用来开学之后给自己交学费，还是给儿子过年买肉吃？
　　
　　刘永行的儿子刘相宇当时已经4岁了，因为眼馋邻居家过年都有肉吃，便也嚷嚷着要吃肉。刘永行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先拿这2元钱到市场上去买一只鹅，让儿子美美地过完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