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刘大镛的四儿一女相继出生。刘大镛分别为他们取名：“永言、永行、永美、永好、永化”，寓意为“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发生质的变化”。
与在政治运动中坎坷起伏的父辈相比，刘氏兄妹有幸在青壮年时期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自从1978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命运也如名字所寓意的那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的变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私营企业家，刘氏兄弟肩负起一个时代的使命与重任：
40多年前，中国私营经济在迁入大西南后却陷入了一蹶不振之中；
40多年后，刘氏兄弟又在同一个地方，重新续燃中国私营经济一脉微弱的香火。
巧合的是，刘家最小的儿子刘永好，日后成为中国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而这家银行，和著名的爱国企业家卢作孚所创办的民生公司同名，叫民生银行。
这也许是中国私营经济在冥冥之中的一种薪火相传吧！
“最坏时代”的革命者
战乱年代的结合
在希望集团四川新津基地研究所大院翠绿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座汉白玉雕像：左边是一位留着短发中年妇女，一件毛衣搭在她腿上，凝望的双眼充满着慈爱、自豪、欣慰与一丝眷恋；右边是一位戴着眼镜的长者，他面容清癯、眼神睿智，手拿着一本书，目光眺望着远方，仿佛对前方的未来有着无尽的期盼……
他们就是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等五兄妹的父母：刘大镛和郑康致夫妇。
每当清明或者其他重要节日，兄妹们就会放下手上繁忙的事务赶到这里，为两位老人献上鲜花，并汇报企业最近一段时期的发展情况，以此来缅怀自己的双亲。
刘氏家族本是巴县（今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个名门望族，只是到清朝末年逐渐衰败了。贫穷既迫使人萎顿，也激发人上进。自幼聪明伶俐的刘大镛，因为家境贫寒，无奈之下只能去私塾为富家子弟做伴读。
谁想到，富家子弟最后不学无术、学业无成，而身为“小书童”的刘大镛却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了邻县中学，后又升入了重庆高等工业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神州大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即使处于大后方的重庆，也遭受着日军飞机日夜不息的频繁轰炸。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陪都重庆被空袭了268次，几乎平均每周两次。
但从天倾泄的炸弹，却愈发激荡起国人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情。勤奋好学的刘大镛也按捺不住胸中喷发的爱国烈焰，积极投身到各种抗日运动之中。
但刘大镛不久后便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当时，由于刘大镛常常抛头露面参加革命活动，所以遭到国民党的追捕，组织上将他转移到成都地政学校，后来又派他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
和刘大镛单线联系的人是当时重庆地下党委书记，但不凑巧的是，这位重庆地下党委书记突然于1941年去世，这使得刘大镛变成了一只失线的风筝，他的这段革命历史也随之悬在了半空中。
后来迫于无奈，他只好辗转以民盟的身份参加革命工作。但这个麻烦却一直如影随形，为他命运多舛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