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头上，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事实上，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经营目的并不明确，攀比心态、“江湖”心态严重，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家，骨子里其实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许多人想的是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冒出来的这些“转轨富豪”？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建立起一整套理的财富伦理，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陷于社会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以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的中国改革至少存在三点明显不足：一是在经济建设层面，财富的积累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戏规则；二是在社会平衡发展层面，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深，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规范层面，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这一远大理想的扎实建构，因此陷于另一个极端，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禀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往往正好相反--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守规矩、讲诚信的好人，然后才有发达的经济，即“知礼节而仓禀实”。从英美文化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先有“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
中国是一定要往前走的，中国的市场体制也必定会越来越规范。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们”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从这样的历史眼光看，“刘永好现象”就更加宝贵并值得研究。刘永好为什么能与众不同地坚持走出一条“好人之路”？支撑其前行的道德与伦理力量是什么？与西方清教徒企业家们道路相比，刘永好式的好人道路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刘永好的经历在体制变革、企业变革与文化变革上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
中国没有选择，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单纯、欢快的旋律之后，中国社会将进入新的财富乐章，遵守最低规则（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追求更高准则（负起社会责任，作高尚企业），将日益成为新的时代强音。
中国没有选择，历史将越来越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中国的富豪同样没有选择，只有自觉地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才能走向大有希望的明天！
在徐徐展开的中国“阳光富豪”的大舞台上，人们将乐于看到有越来越多像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一样的富豪站出来，走上前台，经受阳光的考验。人们将乐于看到，一代“阳光富豪”将真正铸造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腾飞。
而在此大转型过程中，除借鉴刘永好等的行为外，中国民营企业家实在还应该读一下《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24节中的这样一句值得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警醒的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