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社会的更迭远远没有身边的文物更能引起王世襄的注意，王世襄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自己对政治一点也不敏感。是的，在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等不同政权的走马灯似的更迭中，王世襄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他只是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少年时，有鸽子、蛐蛐的相陪，青年时，有自己喜爱的文物事业为伴。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他也能够在祖国西南的文化重镇李庄偏安一隅做研究。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一切事物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他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多热情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故宫博物院。
但是，不关心政治的王世襄却躲不过政治的风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王世襄遭遇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政治挫折。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 年底到1952 年10 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客观地说，新中国成立伊始，发动的这场“三反”“五反”运动对于干部队伍的整顿与清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共产党执政能力，为新中国的基础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这场运动中，也有很多无辜受牵连者。这场运动来势太过迅猛，采取的
斗争手段有时又过于极端，因此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王世襄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历史有时显示出残酷的滑稽。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王世襄为追回大量国宝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诸多海外流失文物得以回国，理应是王世襄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事情。却不料这些经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1951 年，王世襄正在广西南宁附近参加土改运动，当时在一起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王世襄所在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田汉。“三反”运动一开始，王世襄就与其他故宫工作人员一道被紧急召回北京。火车到站后，却不能回家，有专用卡车送大家去故宫暂住。第二天，所有故宫博物院的人分别被送到东岳庙、白云观两处学习。
王世襄被送往东岳庙，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则是逼供。当时的工作队纠集了一帮年轻气盛的小伙子，组成了“三反”工作队，又被称为“打虎英雄”。他们用自以为是的方法来审讯王世襄，在这些年轻人眼中，国民党都是贪污腐败分子，王世襄也一定在所难免。
而且王世襄官宦世家出身，又在国民党政权时代教育部的清损会工作，加之他曾经收回大量流失海外的文物，并且又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等，其中每一个单独的原因都可能成为审讯人的借口，更何况这么多疑点都聚集在王世襄一个人身上。于是，曾经名满京城的顽主，现在沦为众多“打虎英雄”的阶下囚。王世襄成为审查对象中的重中之重。
对于这一重要可疑分子，当时的“三反”工作组成员自然特殊对待。在这些“打虎英雄”眼中，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群居一处，但是对于王世襄这样“罪大恶极”的分子，给予单间待遇--单独囚禁一室。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形式上也自然隆重而热烈，各个地区的相关部门都有“分配”的“打虎”任务，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各个地区、部门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普遍的方式每次都是先进行“反右倾”的思想教育，组织专业“打虎”队，确定“打虎”的目标和任务，制定“打虎”的策略和方法。战役结束时召开全市性反贪污大会，集中宣布一批贪污分子的处理决定，以扩大影响和增强对贪污分子的威慑力。
为了尽早完成“三反”运动，为了达成“打虎”的既定数量目标，“打虎英雄”采取了各种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