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文工团在林区巡演让少年的我快乐无比。记得有时候赶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所有演员连妆都不卸，吃俩馒头喝口水就上路。一卡车人不分好坏人，“李铁梅”与“日本兵”说笑，我在一旁看得好生奇怪。
那时演出不分工，没有大腕。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服（装）化（妆）道（具）三位一体是本分。一个人少则顶仨角，多则从上台起就不停地换装，从头忙到尾。当我有了一点儿舞台经验时，我当完“狗”，又随鸠山闯入李奶奶家搜查“密电码”，在里屋将一本“黄历”拿出呈送主子，然后鸠山看了一眼，扫兴地说了一句“黄历！”扫兴而归。
剧情每日不变，所谓里屋其实啥也没有，只有一破凳子上放着一本“黄历”，每天我进来后抄起黄历，默数一二三，然后掀帘再次凳台。这一套表演程序我熟，观众比我更熟。可是有一天，当我钻进里屋，没有看见我熟悉的黄历，立刻头大如斗。由于道具的失误，让我这个没有处理突发事件能力的“演员”一屁股坐在里屋，死活不肯再出去了。
后来，我清晰地听见台下的声音由嗡嗡声变得喧嚣，此时的我不是没了主意，而是坚定地认为错误不在我，没有道具，我无法再度登场。那天最后怎么收的场，我不得而知。事后，有前辈来安慰我，传授舞台经验：无论如何，在空中胡乱比划一下也得出场，“救场如救火”是艺人之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