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但是头脑灵活的灵毓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听了洪氏的讲述，他十分十分地同情。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但是由于替一个外国人越级上访，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
所以，灵毓悄悄伸出五个手指头。如果没有五千两白银的好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从乾隆十二年(1747)起成为英东印度公司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腐败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五千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两千五百块西班牙银元。先交两千，事成之后再交五百。
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元后，19日下午，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七天。在这七天当中，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被从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达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辉的状纸中，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他说他们几十年来，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再开一些贸易口岸。他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
我们控告设在我们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他们曾向即将启航的商船诸多勒索，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去年竟将“霍顿号”引水的执照扣留。
我们要求把我们称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这种告示张贴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们在路上经常受到侮辱。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我们，同时亦应保护和我们来往的商人、通事、买办和仆役等。
我们控告我们商馆附近的海关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为。约在两个月前，他借口我们没有向他鞠躬行礼，竟禁止我们在自己的艇上乘凉。我们要求命令他到我们的住所道歉，或将其解职。……（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五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让英国人壮起胆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门呢？
原来，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在广州，他们也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二百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到了中国之后处境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他们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许进入中国。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不允许外出。
除此之外，他们不许携带妻子一起来华，也不许找中国女人，只能干熬着。他们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一旦和他们聊聊天，就会被目为“汉奸”。
特别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他们直接打交道。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也没有管理外贸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