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允，即雍正当日所称的“阿其那”、“塞思黑”。这道谕旨一下，分明是要给雍正的这些政敌平反，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建议皇帝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几乎所有因为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重见了天日。皇帝下令，给“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就连最重要的案犯，父亲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前十四阿哥允，也被放了出来，并且赐给公爵，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以让他安养晚年。据朝鲜史料记载，乾隆还想把允被囚十三年的俸禄一一给还，因允坚辞不受而作罢。（《朝鲜李朝实录》）
这一重大举动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宽仁”确实如春风一样，让他们重获新生。
五
下一个举动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温文尔雅，与老皇帝明显不同。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皇帝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对他们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
新皇帝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
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罢黜一批旧臣，启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对他们称呼“先生”、“卿”而不名，并且动不动就施恩赏赐，“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毕竟是一个新手，很多问题上缺乏经验。他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给予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大，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六十九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两千一百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担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十三年的心。
六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十三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宽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经雍正十三年的风霜之治，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春风拂面，情怀畅怡。《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捐纳，重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乾隆皇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全国臣民对乾隆的印象，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点柔弱的贤君。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故无忧。”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