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日本战败趋势的日益显现，特别是共产党新四军坚持不懈的策反，郝鹏举又一次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在投奔蒋介石还是投奔共产党两条路之间徘徊不定。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为扩充军力大量收编伪军，蒋介石任命郝鹏举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的命令到了，虽然他对蒋介石存着巨大的戒心，并依旧暗中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但蒋介石的任命究竟还是让他喜出望外。可是，不久之后他便发现，虽然他又送汽车又送金条，蒋介石的嫡系们还是对他和他的部队态度傲慢，常常以“惩办汉奸”的口气敲诈勒索，不但克扣他们的军饷，甚至连武器弹药也拒绝补充。更让他感到岌岌可危的是，一九四五年秋，他的部队被调到津浦铁路沿线，成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前锋，而这无异于让他这种国民党军中的杂牌军变为炮灰。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共产党人的军事压力下，甚至是在陈毅将军亲自晓以利害下，郝鹏举率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两万人投奔了共产党。
虽然，已经背离了国民党军，但郝鹏举，始终把自己的部队当成一份“财产”，一个与人民军队“平起平坐”的特殊团体。他一面公开宣传自己决心和共产党人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但同时，因为害怕共产党在落实国共签署的整军方案时，对他的部队进行整编，所以又在官兵中煽动对共产党的不满，要求他的部队“官不离兵，兵不离官；总司令不离全体，全体不离总司令；弹不离枪，枪不离身，动我们一人，就全体自杀”。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国民党军向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派人给郝鹏举送来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兼鲁南绥靖分区司令官的头衔，郝鹏举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认定这回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解放区都会被国民党大军铲除干净，这个时候自己再不改换门庭就来不及了。一月二十六日晚上，他率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当时鲁南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认为郝鹏举的举动足以抵消作战中的损失，称之为“还军于国”，“月缺重圆”。但是，准备领赏的郝鹏举立即发现，他在国民党军中地位更加低下了。参谋总长陈诚轻描淡写地告知他，答应他的第四十二军番号仅仅是个“号召”，“因为国军的战区和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所以，他只能“用鲁南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部队。同时，陈诚命令他立即参加与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的决战。
就在陈毅和粟裕已经决定放弃临沂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华东野战军二纵发起了围歼郝鹏举北进部队的战斗。战斗进行得果决而迅猛，到第二天结束战斗时全歼郝鹏举的两个师，俘敌六千多人。战斗发生的时候，虽然围绕在华东野战军周围有国民党十几万大军，但是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来援救郝鹏举。他从战场上狼狈溃逃时几次从马上摔下来，直至把脚摔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脱下军装，换上了百姓的衣服，当他准备派人向陈毅乞降时，被共产党官兵包围了，那一刻他大喊：“我脚疼！你们辛苦了！我早就说不打了，打什么呢？”
共产党军民准备撤离临沂的前夕，郝鹏举被押到陈毅的面前。他抢先说自己“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陈毅厉声道：“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十一天，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力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郝鹏举大喊：“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
不久之后，当山东的敌情进一步严重，中共华东局决定将之前历次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全部北撤时，为防止意外，负责押送的干部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将郝鹏举处决了。
郝鹏举就这样在一片漆黑的无名野地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俘后被处决的国民党军将领。
事后中共中央追查此事，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
野战军主力放弃临沂北移，由于作战计划和意图不能详细对部队传达，很多官兵对避敌不战感到十分困惑。而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首府，大批机关和政府人员也要同时撤离，原来为在南线与国民党军决战准备的粮草和弹药等大批物资，千辛万苦地转运到这里，现在这些物资还要跟随主力北上转运，路程遥远，困难重重。当部队离开后，临沂地区的贫苦百姓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为了在国民党军到来的时候不至惊慌失措，老人、孩子、妇女不受地主还乡团的残酷报复，地方党组织事先组织农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坚壁清野，把财产和粮食统统藏起来，有的村庄甚至还举行了人员的转移演练。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一百四十多公里。鲁中山区道路崎岖，雨雪严寒中，华东野战军十几万官兵夜行晓宿，以最隐蔽的方式连续行军。沿途的地方党政部门尽全力保障着大军的食宿和交通——这是一幅连共产党官兵都没有见过的壮观景象：在蜿蜒不断的大军的两侧、身后，甚至是前面，由贫苦农民组成几十万随军的人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滚动。他们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或者是用自己的肩膀，把部队作战需要的多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和物资全部承载起来，部队前进一步，他们便跟随前进一步。他们的家乡可能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他们的父母妻儿可能正在深山中躲避，他们的家可能已被地主还乡团挖地三尺或者放火烧毁，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并不特别地牵挂，因为他们的土地、粮食，甚至娶上的媳妇生下的娃，都是共产党来了之后才得到的，他们相信只要共产党还在，一切都会再有的。他们已经铁了心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愿意与共产党官兵分享好日子一样，他们同时也心甘情愿与自己的部队一起承受苦难，一无所有的他们走向战场时镇静而从容。
二月十五日，华东野战军主力秘密北进后的第五天，阻击牵制南线国民党军的部队撤出了临沂。
共产党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陷落，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这一事件被渲染为内战以来“最伟大的胜利”。
囊形地带和中枢安全
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至今还没有成婚。
早在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之前，他在家乡奉父母之命娶过一房媳妇，但自从进入黄埔一期之后，他似乎把这个媳妇忘记了，不久这个女人在家郁闷病逝。在以后的日子里，曾有不少人给他做媒，但他自己却并不着急，对外宣称“国难当头”，“谈何私事”。话是这么说，其实他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女人。
一九三六年，胡宗南在杭州探望已经成为军统头目戴笠时，在戴公馆意外地见到一位名叫叶霞翟的女军统，传闻她是戴笠的情人。胡宗南和戴笠是生死之交，两人不分彼此，戴笠决定把这个女子作为一份大礼送给胡宗南。在戴笠的有意安排下，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直到胡宗南以一块白金手表作为定情物送给叶霞翟，胡宗南的终身大事总算有了些眉目。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了，沉默寡言的胡宗南上了前线，与叶霞翟不但很少见面，连书信都很少来往，他与这个女军统的关系好像似有似无了。抗战中期，他相了一次亲，这件事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牵线，女方是大名鼎鼎的孔祥熙的二小姐。据说，孔二小姐很是乐意，而胡宗南虽然还没见过孔二小姐，对这个女子放荡不羁的逸闻却听说过不少，思来想去，胡宗南还是不想放过个攀龙附凤的好机会。相亲的时候，他故意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布军装，显出一副刚从沙场冲杀出来的样子，可还没和孔二小姐说上几句话，胡宗南就应证了关于这位小姐的所有传闻，他即刻打消了娶这个女子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