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宁一下子就傻了，他看着面前一个个身穿便服，神情严肃的公安人员，心里意识到事情恐怕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天晚上毛宁的家就被抄了。听毛宁的叙述，公安局抄他的家还算手下留情，他当时和父亲、妹妹都住在一起，但警察只抄了他和他老婆的房间。警察问毛宁有没有文字记载的东西，毛宁说我从不记日记，但我当班主任，有工作笔记。警察一听笔记眼睛就发亮，当下就抄走了毛宁当班主任的所有工作笔记，装了满满一网线袋。
这一宿，毛宁彻夜未眠。第二天，审问开始了。审问的所有问题全部围绕“总理遗言”：你家中的“总理遗言”是从哪里来的？你最早是在何时何地看到“总理遗言”的？当时有何人在场？你又传给了什么人？毛宁说最痛苦的是要他回忆从1月8号周总理逝世以后每一天干的事情。公安人员给了毛宁一本小台历，要他看着这个台历一天一天地回忆。从1月8号开始，每回忆清楚一天的所作所为，就用大头针在这一天的号码上戳一个眼。有时一个眼戳过去，他以为可以过关了，审问者又会突然冒出一个新问题从头再来，反复折腾后再戳上一个眼。当台历上的阿拉伯数字被一个个针眼戳得百孔千疮时，毛宁几乎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其实他根本记不起已经过去的日子里一天天的细枝末节，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听到那种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与谁在一起有谁可以证明等等问题，他脑门上的大头痱子都要爆出来了。而且你曾经说过什么，或者在交代材料上写过什么，你一定要记清楚，审问的公安人员常常会在事隔三五天后突然挖出已经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遍，假如你的回答与以前的回答不相符，那么他们就会揪住不放，没完没了。
牙膏挤到最后毛宁终于明白：面对恪尽职守的公安他只有实话实说才不会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他承认他是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看到“总理遗言”的。他也承认上面开始追查“总理遗言”时，蛐蛐儿曾专门跑到他家，让他千万不要说“遗言”是从自己那里抄来的。
多少年以后，当毛宁像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讲着以往发生过的事情时，他带着自嘲的口吻对我说：我已不记得我们中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女的都是江雪琴，男的都是甫志高。这话虽然是调侃，说得也有些夸张，但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姐姐、你妈妈、阿斗妈妈、阿斗妹妹，确实一个比一个勇敢坚强，我们这些男人都不得不从心里佩服她们。在里面时，我一直为自己最终承认是从蛐蛐儿手里看到“总理遗言”而感到内心不安，没想到出来时公安人员告诉我，当开始我还在天上地下胡诌死扛的时候，蛐蛐儿早就撂了。我的胡诌死扛其实毫无意义，5月7日，大耳朵、晨光被抓；5月9日，瓜子在上海被抓；5月13日，阿斗在江山被抓；5月26日，瓜子姐姐、爸爸，阿斗爸爸妈妈和我都在同一天被抓。
一开始的时候对毛宁的看管还是比较松的，毛宁可以到公安局食堂去吃饭。毛宁在食堂里看到了晨光和大耳朵，虽然这时候毛宁并不认识他俩，但几天下来他们互相就感觉到，彼此应该是有关联的。食堂里有一个窗口是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尽管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一点，但他们总是在买饭菜时相遇在这个窗口，而且除了他们三人以外，谁也不到这个窗口来买饭菜。当他们渐渐开始避开公安的目光，彼此试图用眼神交流某种信息时，这个窗口突然对他们关闭了。看守他们的战士不让毛宁再走出房间一步，饭也由战士打到房间里来吃了。毛宁曾借着上厕所的间隙在院子和走廊上四处环顾，却再也没有看到晨光和大耳朵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