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没有想明白当年关押在留椿屋的五个人中间为什么毛宁规格最高，待遇最好，一个人住着朝南的最大的房间。论年龄他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论身份他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若硬要寻根究底，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勉强说得过去的解释，那就是：他是“总理遗言”案最最外围的成员。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体育老师，年龄要比我哥他们大七八岁，既不是同学，也算不上哥们，后来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唯一和我们连得上瓜葛的，是我母亲和他母亲战争年代曾在一起经历过共同的炮火，他母亲在战地保育院生下他时，我母亲就在旁边。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我们两家的孩子一直走得很近。
毛宁家住的孝女路8号和我们家的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只隔着一条弄堂，站在我们家的凉台上甚至可以看到毛宁家的某一扇窗口。
是我哥哥将蛐蛐儿带到毛宁家去的。毛宁比他们要大得多，当时在我哥哥和蛐蛐儿眼里，毛宁总是穿着发黄的旧军衣，脚蹬一双那时候最时髦的灯心绒松紧带懒汉鞋，很神气，很成熟。更让蛐蛐儿总愿意和毛宁在一起的是，他认为毛宁很有本事。他会用刻刀在石头上刻毛主席头像，在木板上刻马恩列斯的头像；他会教蛐蛐儿寄信时在邮票上刷一层薄薄的糨糊，这样邮戳就会盖在糨糊上，然后把用过的邮票收回来泡在水里，邮戳就和糨糊一起泡掉了，邮票晾干后还可以再用；他给在东北插队的两个妹妹寄包裹邮费太贵，他会将红枣、肥皂、电池、月饼等物品用报纸裹卷成筒状，当印刷品寄。毛宁层出不穷的歪点子让蛐蛐儿对毛宁崇拜不已。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我哥哥、蛐蛐儿，我们都是杭州市天长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文革”初期我爸爸还没有被打倒，我和哥哥自然都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属于红五类子女，很自豪，很荣光。我们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我哥哥还担任了红卫兵团团长。蛐蛐儿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在“文革”初期有点微妙。第一批红卫兵中没有蛐蛐儿的名字，这让他很沮丧了一阵。后来，我哥哥几次在讨论发展红卫兵新战士的会议上为蛐蛐儿和其他几个成分不好的同学说话，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过多长时间，发展第二批红卫兵时，蛐蛐儿光荣入围。
1967年初，蛐蛐儿容光焕发地来我们家，给我和我哥哥看一张16开的油印的《红小兵报》，上面有新闻，有通讯，有本报评论员文章，有读后感，甚至还有诗歌和散文，各种文体的文章五花八门，一份报纸像模像样。我和哥哥注意到，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一个署名：小辣椒。我们问蛐蛐儿这份报纸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小辣椒”是谁？蛐蛐儿得意地一笑：我编的，文章也都是我写的。我问蛐蛐儿，那么这个小辣椒就是你喽？蛐蛐儿诡秘地点点头。我和哥哥有点不相信那张报纸真是蛐蛐儿的杰作，我们问他，那蜡纸是谁刻的呢？我和哥哥都知道蛐蛐儿的字像他的绰号一样曲里拐弯，根本没有这么漂亮。蛐蛐儿不好意思了，说，字是毛宁刻的，排版、油印也是毛宁干的。
现在回想起来，蛐蛐儿从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才华和创作天赋，一张《红小兵报》上的所有各类体裁的文章全是他一人撰写。毛宁告诉我，有时候排完版，文章不够，报纸开了天窗，蛐蛐儿会坐在一旁，咬着笔头皱着眉头想一会儿，然后大笔一挥，刷刷刷，不到几分钟，一篇补白的文章就写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