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我住在城里,居住坏境比较好,加上刚搬进新房,家里的摆设及用具全是新的,论条件,明显比黄岩的亲戚要好,而且,即便跟台湾的亲戚们相比,想必也差不多。
但四舅他们终究没有来,一周过后,他们在母亲的陪同下,租车匆匆游了一圈雁荡山便回转黄岩,翌日又急急踏上了返回台湾的路程。
几年过后,我在上海二舅家又了解到一个情况。原来,除了四舅、五舅,在台湾还有一位大舅,他是外公第一个老婆生的,已早死,可他的儿子陈某还健在,现已九十余岁。二舅还告诉我,这位高龄表兄是蒋纬国的朋友,是台湾黄岩同乡会的会长,颇有威信,去年他曾率领同乡会一干人回大陆探亲,并顺便访问过乐清。二舅问我,这事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很吃惊。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母亲恐怕也不知道。说真的,台湾对我们来说,情况太复杂了。而且,我在乐清市委办公室是兼管接待工作的,而我这位高龄表兄率队在我的眼皮底下访问乐清,我竟毫无知晓,这太意外了。
不过,我细细琢磨这件事,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的确,我这位高龄表兄既然率队前来乐清访问,那么他抵达乐清后,为什么不寻找我?为什么不通过黄岩的亲戚而跟我取得联系?因为我是他的表弟,而且就在乐清市政府大院里供职啊!当然,这里头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他对我的情况确实一无所知;二是他明知道我的情况,却故意回避。
但我坚信,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他就是在故意回避。至于他为何这样做,我知道,他心里有愧、有痛,台湾的四舅、五舅,心里也有愧、有痛。
五
我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真诚的过错》,讲的就是“我被台湾表兄说成是共产党特务”的故事。我原以为,扯到与台湾、金门沾边的事,这个故事够好玩、够专利的了,但没有想到,文友们告诉我,这些故事同样发生在他们的身边。
典型的故事有两个。
一个故事的主角叫崔宝珏,蒲岐人。崔宝珏擅长写寓言,偶尔也写诗歌和小说。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位罪犯,其坐牢真可谓坐出了委屈,坐出了牢骚,也坐出了满腔激愤。这个罪犯,其原型就是崔宝珏本人。原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崔宝珏所在的渔村,严重缺粮,不少人饿死,于是有人策划坐船逃往台湾,为首的亲自上门动员崔宝珏入伙,可崔宝珏没答应。后来东窗事发,公安部门找崔宝珏作证,崔宝珏却死活不肯说出那些人的名字。但没有想到,人家却主动坦白了,所以,崔宝珏犯了包庇罪和作伪证罪,被判了十五年刑,也嘭的一声被关进了监狱。回想起这件事,崔宝珏一肚子委屈,他恨共产党不得,恨国民党不得,恨朋友也不得,恨来恨去只恨自己生不逢时——的确,要是在今天,他就是入伙去台湾而被抓住了,那又怎么样?难道人民法院也要判他坐十五年的牢?如果真的是这样,两岸的老百姓就是打死了也不会相信中国会统一啊!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有两位,他们是贾鲁生和鲁娃。贾鲁生男性,是山东人,作家,职业不明,鲁娃女性,祖籍山东,住在温州,是温州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贾鲁生和鲁娃合写过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是反映温州乐清抬会崩溃事件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贾鲁生兴奋不已,又跑到温州,与鲁娃等人秘密策划,欲组成大陆第一个赴台民间记者采访团,租船前往金门,然后转道去台湾。显然,记录台湾之行及见闻的文章明天分别在海峡两岸的报刊上一发表,等于引爆了重型炸弹,他们可就出大名了!于是,他们一行五人,互相打气,壮着胆,借着夜色和风浪,坐船从洞头县某岛屿偷偷出发,并躲过解放军巡逻舰的海面搜索,顺利地驶向金门。然而,命定注定他们倒霉,台湾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那天死了,台湾、金门当天实行了戒严令,一切来自大陆的船只都被严禁靠岸。因此,当他们的船快要靠岸的关头,岸上警告的枪声便明白无误地响了,而枪声一响,大陆的解放军便醒过神来。很快,他们在海上被解放军所扣押,继尔被送进了福建某地的公安部门。他们在公安部门被拘留、审查了好几天,最后,在分别写了检查书,并取得各自单位负责人的担保书之后,他们才狼狈地被放回家。他们回到家,各自单位的纪检组织也没有放过他们,一会儿开会,一会儿个别谈话,又狠狠地修理了他们一番。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贾鲁生失魂落魄,写作热情一落千丈,他回转山东,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而鲁娃在温州日报社受到了处分,差点被开除,她情绪一直不好,一度不想嫁人,后来她无法在国内呆下去,便通过亲戚关系辗转去了法国,并在巴黎成了家。去年,鲁娃回温州探亲,我们一班文友聚餐,席间有人又提及此事,大家都说好玩好玩,可鲁娃却嘿嘿笑,并不搭话。显然,她心有余悸,心里有话不敢说,也不想说。
在厦门湾坐船看金门,活动很快便结束了,但金门的眼睛却深深地留在我心中。听说,福建籍居民凭身份证就可以申请去金门探亲或做生意。对此,我很羡慕。近几年,市机关有好几位干部考察了台湾,今年,我单位有位同事也去过台湾。我也很羡慕。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台湾可以去的话,我也去看看。”母亲的话其实没说完整,她年事已高,很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一见台湾的兄弟。母亲的心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说真的,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有机会去台湾或金门,并且可以带着母亲一同前往,那么,我可要犯难了。犯难什么呢?这话我不想说,也很难说清楚——正如金门的眼睛,正如我上面讲的那些故事,它们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恐怖也好,荒唐也好,辛酸也好,痛楚也好,好玩也好,所有的意思,所有的况味,所有的感慨,尽在不言中。
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于乐成马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