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我父亲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他的个人画展。画展结束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有两位韩国客人同一名女翻译到石家庄家中拜访父亲，说画展的最后一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画展，很为那些作品而感动。遗憾的是他们因事急于返回汉城，没有见到我父亲，只委托那位身居北京的女翻译和我父亲会过面，并问到了我家的详细地址，准备日后登门拜访。后来据我父亲回忆，他在展厅确实见过这位翻译小姐，但她的言语却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更没有做这次见面的准备。所以这三位客人的来访颇有点不期而至的意味。据他们说，今天早晨他们还在汉城，中午飞抵北京，晚饭前才开车从北京出发，现在已是晚上近10点钟。两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绍，一位姓洪，一位姓李，翻译小姐姓白，中国朝鲜族。
我端详这两位韩国先生，洪先生50岁左右，个子很高，身材魁梧，脸形较宽，面部较平，是典型朝鲜族传统的方形脸。后来我读过有关韩国人脸形的资料，得知洪先生的这种脸形被认为是男人忠厚、和善、可靠的表征。我还得知，当今韩国男人的脸在逐渐变长，但，洪先生的这种方形脸，仍然具有明显的亲和力。那天晚上的洪先生显得有些疲惫，我想大约是因为旅途劳顿吧。但他却竭力保持着微笑，话不多，语气是和悦、诚挚的。似乎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心理基础在做底：他们致力要把这次的拜访完成得尽善尽美。洪先生的同伴李先生在那晚的拜访中是位“主讲人”，他个子偏矮，年纪比洪先生略轻。但是他的矮个子并没有妨碍他四射的激情，或者换句话说，很多矮个子的人，往往比有些个子高大的人更具一种抓人的气势和更加旺盛的精力。眼前的李先生显然属于这样的男性。他首先开宗明义地讲述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次迫不及待的旅行，而这次旅行之后的期待又是什么。一切都因为那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我父亲的画。从那天起他就不能再平静了，因为他们正在韩国完成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计划。他们将要建造一个亚洲一流的美术馆--亚洲美术馆。这美术馆不仅仅属于韩国，它将属于亚洲，乃至东方和全人类。为了这美术馆的建立，必得有几位东方艺术家的作品做基础。目前建馆和收藏正在同步进行，我父亲便是他们“相中”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当时李先生的谈吐和举止使我更多地想到了欧洲足球界的“球探”，但当他谈起艺术时又确是不容置疑的行家。他对父亲的艺术作了十分内行的分析，分析中流露着对父亲作品的痴情。在谈到某张作品时，他甚至激动得不能自制，常常手舞足蹈。为了证实他们行为和身份的真实性，李先生还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一瞬间我注意到了名片上的字：李在兴，亚洲美术馆馆长。接着，李在兴馆长又把洪先生作了含蓄而敬重的介绍，他虔敬地称他为洪大哥。从介绍中我得知“洪大哥”名叫洪正吉，可能不是亚洲美术馆的财力鼎助者，但在韩国是位极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此时似是这个计划的掌舵人。李先生常常撇开翻译和洪先生做着私下交流，显然是在向他请教着什么。
但，李先生和父亲的谈话却是艰难的。面对李先生光芒四射的演说，父亲一直表现出客气的警觉。父亲的态度不无道理。就在前不久，他为之工作的画院也曾来过两位韩国先生，身穿风衣，头发乌亮，很是有些派头。他们也声称为韩国某美术馆（或某画廊）挑选作品。他们请几位画家把作品在展厅一字排开，草草看过便要全部“收藏”。且出价之高，倒让几位画家有些瞠目了。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历来是卖方要价，买方杀价。事情一反过来，便显得有几分奇异。又有画家拿来些作品，两位韩国先生看也不看地声称“都要都要”！之后又当众宣布明天就来付款取画。但第二天他们没有来，又过了一天他们还是没有来。许多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来。有画家想打听他们的踪迹，可惜他们没有留下地址、电话。这两位韩国先生的行为成了一个谜，似乎他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显示一下发达国家的“豪爽”。中国有个传统相声叫《逗你玩儿》，这不就是个“逗你玩儿”吗?
那次的事父亲没参加，是因为他不在单位。但这事却引发了他的警觉：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国人遇到什么情况也许都属正常吧。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曾向洪、李两位先生提及过此事，他们都坦诚地说，有，韩国有，全世界都有这种人。
如果说父亲对韩国人的警觉来自于那次的“逗你玩儿”事件，我对韩国的了解则多半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朝鲜的一些电影。那时中国人习惯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北朝鲜，称大韩民国为南韩。南韩当然联系着李承晚“匪帮”，而李承晚“匪帮”背后是“万恶的麦克阿瑟”。实际上，在1994年的5月，多数中国人对当代韩国和韩国人基本上是不了解的。中韩于1992年8月建交，距这时刚刚一年多。在我的少年时代，一提起韩国，首先会想到某些北朝鲜电影里的韩国“特务”形象。比如当时有一部名叫《看不见的战线》的电影，影片中一位化装成教师模样的南韩越境特务手拿一本书，和北朝鲜的暗藏特务对接头暗号：
问：你拿的是什么书？
答：歌曲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