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气氛松弛了，军队的头头们要我们作画了。能书法的、国画的被召去连部给军人们写和画。我也被召去，我还是学生时代跟潘天寿学过传统国画，大量临摹过石涛、板桥的兰竹。画兰竹最方便，便画了一批兰竹，也有同学要，随便画了就给。那是七十年代初，传来潘天寿逝世的噩耗，我利用现成的笔墨，作了一小幅仿潘老师的山水，并题了一篇抒发哀痛之词，由一位同学收藏了。
下放劳动的地址也曾转移。妻的单位美研所跟美术学院走，最后他们搬到前东壁，离我们李村只十里之遥。美院和工艺美院的教工间不少是亲属，领导格外开恩，在节、假日允许相互探亲。我和妻每次相叙后，彼此总要相送，送到中途才分手，分手处那是我们的十里长亭，恰好有两三家农户，照壁前挂一架葡萄，我曾于此作过一幅极小的油画，并飞进一双燕子。
有一时期我被调到邢台师部指导文艺兵作画，条件比连里好多了，也自由多了，上街买一包牛肉干寄给妻，但包裹单上不敢写牛肉干，怕妻挨批判，便写是药。妻因插秧，双手泡在水里太久，后来竟完全麻木了，连扣子都不能扣，她哭过多次，先没有告诉我。有一次收到她的信，我正在地里劳动，不禁想写一首诗，刚想了开头：接信，泪盈眶，家破人未亡……指导员在叫我，我一惊，再也续不成下文了。
岳母在贵阳病危，我和妻好不容易请到了假同去贵阳。途经桂林，我们下车，我太想画桂林了，并到了阳朔。抵阳朔已傍晚，住定后天将黑，我是首次到阳朔，必须先了解全貌，构思，第二天才能作画，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妻只能在旅店等候。我跑步夜巡阳朔，路灯幽暗，道路不平，上下坡多，当我约略观光后回到旅店时，一个黑影在门口已等了很久很久，那是妻，她哭了，其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地生疏，确是相当冒险。翌晨先到江边作画，无奈天下细雨，雨不停，妻打伞遮住画面，我们自己淋雨。当我要迁到山上画时，雨倒停了，却刮起大风，画架支不住，我哭了，妻用双手扶住画板代替画架，我听到了她没有出口的语言：还画什么画!到贵阳时我的食欲渐渐好转，因肝炎食欲长期不好，食欲好转意味着肝炎好转，后来检查果然指标正常了，有人认为我作画时是发气功，艺术之气功治愈了病，也许!
昆曲《十五贯》中，况钟等官员启封油葫芦的旧居，打开门东看看，西望望，用手指敲一下门、墙，便急忙张开纸扇遮、挥尘埃与落土，表演入微，美而真实。一九七三年，我被提前调回北京，参加为北京饭店绘制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我到家，启开未贴封条的门，跨进门，立即联想到油葫芦凶宅。耗子大胆地窥我，不知谁是这屋的主人。房无人住，必成阴宅，我之归来，阴宅又转阳宅，我应在门前种些花，祝贺这户人家的复活。
大学均未开学，学院乃空城，我的全部时光可投入绘画，且无人干扰。饥饿的眼，觅食于院内院外，枣树与垂柳，并骑车去远郊寻寻觅觅，有好景色就住几天。画架支在荒坡上，空山无人，心境宁静，画里乾坤，忘却人间烦恼，一站八小时，不吃不喝，这旺盛的精力，这样的幸福，太难得。我一批七十年代的京郊油画，大都作于这一阶段。待妻返回北京，我们的家有了主持，才真的恢复了家庭。不久可雨也从内蒙被招考返京任中学教师，一直到大学恢复招生时，他考取第一批大学生，进北京师范学院重新当学生，但他最美好的年华已留给了草原牧区。他带回一双硕大的牧羊毡靴，妻为我将那双毡靴剪开，缝制成一块平整的毡子，我用以作水墨画之垫。我七十年代中开始兼作水墨画，就作这样小幅的，大胆试探，完全背叛了当年潘老师所教的传统规范。一张三屉桌是全家惟一共用的写字台，因屋里放不下第二张桌子，这桌主要是我用，其次是妻，孩子们基本用不上。除了写稿、写信、写材料，现在要用它作水墨，它兼当画案了，妻要找写字的时机都困难。我改用一块大板作水墨，大板立着，我的水墨也只能立着画，像作油画一般，宜于远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