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巴黎带回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给同学们看一二本，他们兴奋极了，难得看到这么印刷精美的名画。结合名作，我讲解绘画的多样性，尤其重要的是古今观念的转变，扩大他们的眼界。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从未听说过波底浅利、郁脱利罗和马迪里尼等名家。有同学提出，有列宾的画册吗?没有，不仅没有，我也未听说过列宾之名。课后我问董希文，列宾是谁，董说这是俄罗斯十九世纪大画家，是今日国内最推崇的大师。我回家翻法文美术史，翻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有列宾之名，但只短短几行文字介绍。几个月后，我在王府井外文书店偶然碰见一份法文的《法兰西文艺报》，这报我在巴黎时常看，必看的。虽是过期报纸，我也买了，好了解巴黎艺坛近况。打开报纸，头版头条，整版图文介绍列宾，作者是进步诗人阿拉贡(Aragon)。我迫不及待在书店门口便先粗略浏览，开头第一句：提起列宾，我们法国画家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原来法国画家和我一样孤陋寡闻。
我被编入高校教师土改参观团，团长是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团员有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张维、北大历史系杨人鞭教授、美术学院王式廓、冯法祀及我等等，地点是湖南一带。我读过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了解他主张平均地权，及耕者有其田，但没有读过马列主义，不了解阶级斗争的实质内涵。这回在土改中才知道地主、富农、贫农的界别，怎样划分阶级。看到各种斗地主的场面，被剥削的农民气愤时不免动手打地主，政策上不许打，打了，这叫“偏差”，“偏差”和“照顾”是我经常听到的新名词。地主和地主不一样，有的残暴，有的看来善良，甚至可怜相，但剥削是他们的共性，而他们往往并不认识自己是剥削者。他们还有另一个共性：吝啬。有一家地主将银子铸成一大个整块，藏在地窖里，每有银子便都烧熔了浇进去，子孙也不易偷窃花费，巴尔扎克笔下葛朗台家也没有这么大块的不动产吧。剥削制将被消灭，愚昧与落后可厌，物不尽其用，阻止了社会发展。西方资产阶级利用一切物力创造新事物，中国的地主阶级使社会倒退。分到了田的农民欢天喜地，接着动员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分好的农民，分到了地的农民，这些红光满面的青年农民戴着大红花气昂昂地去保家卫国了，保卫真正是属于自己的家园。参观了大风大浪的社会改革，是教育我们这些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认识当前的形势，便于自己的工作配合国家前进的方向，王式廓就在这次土改返京后，创作了反映土改斗争场面的《血衣》。
返国途中，我在船上经常考虑创作题材。我构思过一幅《渡船》，渡船上集中了老乡们：白发老伯、缺牙大婶、黄毛丫头、猪、鸡、菜筐、扁担纵横，苦难挤着苦难，同舟共济，都是我的父老乡亲，被早晨的阳光照射着，他们在笑。或者风雨黄昏，几把黄布雨伞遮不住畏缩的人们。我从幼年到少年、青年，外出和回家，必经这渡船，这渡船美，这美是立体的，它积淀了几代人的肖像和背影。另一幅《送葬》，祠堂的大白墙前一群白衣人送葬，白衣白墙间凸出一口黑棺材，代代苦难，永远的苦难凝固在这黑色的棺材上，棺材中。还有几幅，但参观土改后，看了今天的农村现状，政治斗争的火热，这些构思中的作品便不能诞生，成为死胎，胎死腹中的母亲永远感到难言的沉痛。
在北京街头遇到一位北方农民，一身靛蓝衣服，形象特别好，入画，便出钱请到我家。其时我已搬入美院大雅宝胡同宿舍，我将最大的一间开了天窗，作画室，但夏天日晒热得不得了，妻忍着，未吐怨言。我将这位北方老乡画在南方农家小屋里，给他戴上大红花，一个孩子伏在他身上，题目是《爸爸的胸花》，这是看到土改后农村参军的启示吧。但我的画反应不好，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改来改去都不行。后来又试画别的题材，总说是丑化了工农兵，如果苏弗尔皮老师看到这些画，他大概会说：哼，漂亮呵!我夹在东西方中找不到路，与领导及群众隔着河，找不到桥，连独木小桥也没有。妻怀了第二个孩子，我们到处找打胎的，有人介绍有个日本医生肯做，找到他的诊所，已被封门了。当妻躺在床上闹阵痛时，我正在画布前拼搏，没有放下画笔到床前安慰她，我无法掩饰自己的自私。然而，画仍遭排斥。逼上梁山，改行作风景画的念头开始萌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