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挖掘的队伍很快开进了黄泥坎。
省市各有关部门抽调出的人员集中到一块，竟也有三十多位。不能说人手少，但吴兴汉心里十分清楚，除去他和“万岁馆”派来的探墓技工陈廷献，其余的基本上可以说是门外汉。
当然，如果用“门外汉”来作比方，又肯定要闹笑话。仅就“万岁馆”抽来的七个同志中，姑娘们就占了一多半。她们不光不熟悉文物发掘工作上的常识，连这场面也不曾见到过，全是馆里在搞井冈山展览和安徽省革命史展览时，从一些单位先后调进“万岁馆”担任讲解工作的。
“万岁馆”抽来的方笃生，情况有些特殊。他在以后的发掘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最初决定抽调他参加时，他却是极不情愿的。他是个搞旧石器研究的人，他从事的专业与发掘包公墓风马牛不相及。包公只是北宋人，包公墓也只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同“古人类”扯不到一块去。
在这支不大不小的发掘队伍中，还有两位包公后裔：一个是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族内称他为“毛老爹”，是包公嫡系后裔八十多人之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者；一个是包公三十四代孙包遵元。他俩都是包公祠的工作人员。
合肥市文化局派出的程如峰是一九四九年二月投笔从戎的老战士，离开部队后被分配到了合肥市委宣传部。参军之前，程如峰就是省立师范的一个高才生，转业后实指望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却不料屡屡遭挫：先是在市文联负责《合肥文艺》，刚把杂志办起来，“三年困难时期”突然撤销文联，杂志自然就停办了；后调入文化局，在剧目室编剧，刚刚才熟悉编剧的业务，“文化大革命”又将他赶出合肥，去了远离城市的长丰县杜集“五七”干校，一耗就是五六年光阴。从杜集“五七”干校重新回到合肥，回到文化系统之后，他就毅然决然要求去了文化馆，成了合肥市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专职人员。包公墓的挖掘，正好给了他开始新人生的大好机会。
爱动脑动手的程如峰很快成了吴兴汉的得力助手。
面对黄泥坎上的这支“杂牌军”，吴兴汉的心里一直不踏实。吴兴汉最不踏实的，莫过于眼下这种糟糕的时局：所有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均被尘封了。参加到发掘组里来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话虽不多，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及相关的文字材料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毁之一炬。就是说，必不可少的前期资料的准备工作无法进行，只能够两手空空，仓促上阵，“摸着石头过河”了。
幸好吴兴汉还有陈廷献。
陈廷献是洛阳人。洛阳地处中原，为东周、东汉、西晋等九朝的首都，地下的文物极为丰富，古往今来，盗墓者众。陈廷献就是盗墓世家之后，打小就练就出一副非凡的身手。他凭借着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神奇地探入地下，无须先把坟包挖开，便可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墓，以及那墓的具体年代。
陈廷献操使的那种特殊的工具，如今的文物考古界叫它“洛阳铲”。这是精明绝顶的洛阳铁匠和盗墓者，经过数代人的不断完善，共同创造出来的探墓之宝。那铲头看上去呈半圆形，中空，壁薄，口利，柄儿长，上面接着竹竿、木棒，或是系着麻绳，用它探入地下，就能把数丈之深的泥土取到地面上来，然后，从土的成色上分辨出墓土和原生地。洛阳以外的能工巧匠依样仿造，即便以假乱真，但就是不能从地下带上土来。
陈廷献的工作是有条不紊的。他从墓群的外围打起，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出了上百个“探眼”来。地下打上来的土，经过陈廷献认真辨认，结论出来了：上方，有一座主墓，地面上的坟丘最大，高约五米；地下的墓室也最大，长宽均在三四米之间，而且墓室是由坚硬的石料构筑。初步可以肯定，这当是包公墓无疑。
主墓的后面，即在“先茔之次”的位置上，有着十几座坟茔，大体匀称地分布于主墓中轴线的两侧。估计这是包公子孙之墓。
从“探眼”取上来的土色判断，左下方有一座小坟，远远偏离了整个墓群，又是座土坑墓，凭经验，料定它与包公的关系比较疏远。
陈廷献将地下墓室分布绘制成一张草图交于吴兴汉。吴兴汉十分满意。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他就可以下决心了。
吴兴汉决定先从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那座小墓开始动手。这可以理解为他是要先易后难，当然也是一种“投石问路”。
小墓的主人葬得并不深，墓上的封土高约三米，且成不规则的半球形。从“封土”，到“填土”，都不见夯层，更没有发现夯窝，足见入葬时的匆忙和草率。这是座土坑墓，挖起来很方便，派上去的大兴公社的民兵，没费多大的气力，就清除掉了封土，露出了墓坑来。
看得出，墓坑的东西两壁略向内倾斜，呈现弧形；坑内的填土均为纯净的“五花土”，即“墓土”，既无夯层，更无任何扰乱迹象。但等到细心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大家都吃了一惊：
挖出的，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
楠木棺材的出现，使吴兴汉大为意外：小墓所葬的，分明不是一般的墓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