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古称庐州府。自秦嬴置县，已逾两千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了。
合肥城东南十五里，史书上称其为“公城乡公城里东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就叫它合肥市郊区大兴公社双圩大队黄泥坎村生产队。现在虽说它已是黄土裸露，几无树木，在以前却是草木葳蕤，松柏森然。其周遭皆为开阔的平畴之地，惟独兀兀然隆出一个缓缓的岗头，这岗头虽不似峻拔的山岭，亦无峭崖矗削的惊心动魄，然而却也地势高亢，气宇非凡。
就在这气势非凡的岗头之上，长眠着闻名天下的“包青天”包公。
一千多年来，岁月延宕，战乱不断，黄泥坎屡遭兵燹，包公墓也早就被破坏得残碑断碣。但历朝历代又都不乏修缮之人，每每又使其幡然一新。历史上这里似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凡庐州府知府或是合肥县知县来此赴任，头一件要办的事，便是前往护城河边的香花墩上拜谒包公祠。这既是为了顺应民意，更是为给自己的脸上贴金。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府学教授和县令也都少不了亲率全体师生出城祭扫包公墓。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五年，当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一场以批臭清官发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急风暴雨般地席卷而至。在那场关于清官的大辩论中，批判的结论有三：一，清官比贪官更坏；二，清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三，清官实际上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说清官比贪官更坏，这实在是千古以来最大的荒谬。历史上的清官，当然不止海瑞一个，除海瑞而外，尚有于谦、况钟、彭朋、刘墉、于成龙、施士伦和刘统勋等等。而影响最大、最有光彩的当数包公。一时间，包公受到海瑞的牵连，也就成为众矢之的，合肥市包河公园中的包公祠被洗劫一空，包公塑像被粉身碎骨，包公后裔世代相传保存下来的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被付之一炬。研究包公的专家学者随之也犯了弥天大罪，遭到残酷的批斗。
“红色风暴”中，负责保护文物的文博干部在“上山下乡”的号召中被驱逐出城市，安徽省博物馆更名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简称“万岁馆”。文物安危无人过问也无法过问，作为“省级文物”理应受到保护的包公墓，自然就在劫难逃，很快遭到了令人发指地践踏。 先是坟头被扒开，地宫上的条石被撬坏，几场风雨后，墓室内便有了黑洞洞的一池污水。接下来的是盗墓者，他们将可能残留的零散碎片，也扫荡一空。
到了一九七三年的春上，合肥二钢要建石灰窑，在《安徽日报》登出了《通知》，要让在此长眠了九百七十四年的包孝肃公挪挪地方。
《通知》全文如下：
合肥市革委会冶金建设指挥部因建设需要，在东郊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征用土地一片（包公墓处），东起合肥造纸厂道路，西至黄泥坎土路，南自铁路专用线，北到双圩大队办公室，上述范围内坟墓急需迁移，希各坟主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前，持当地革委会证明前往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办公室办理迁坟事宜，逾期按无主坟墓处理，特此通知。
《通知》的内容是十分明确而又不容置疑的。这个《通知》以“冶金建设指挥部”的名义出面，就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迁坟的范围已通知得那么具体了，偏偏又要用括号特地注明“包公墓处”，其用意当是不言自明。“冶金建设指挥部”要墓主迁走的，显然不仅是包公之墓，而是包公整个家族的墓群。
在中国，最忌讳的莫过于“挖祖坟”，可今天这里要挖的，又将是一个不剩！
合钢二厂的头头们还算清楚，报纸上对清官开展的批判与老百姓心里所想并不一样，还是怕招惹出什么麻烦。他们也还知道包公墓曾经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怕有人注意不到《通知》，就又主动与省“万岁馆”取得联系。
当时留城坚持工作的文博干部吴兴汉，出差刚刚回到馆里，听到钢厂要求迁移包公墓的消息，不禁吃了一惊。“文物保护单位怎么可以随便说迁移就迁移？”他在文物方面的整个思路，丝毫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
包公墓要动迁，吴兴汉感到不可思议。他起个大早，乘坐从市政府广场开往东郊大兴集的班车，然后心急火燎地撵到黄泥坎。到了包公墓地，吴兴汉一路上悬着的那颗心，竟好像被谁猛地从胸腔中掏了出来，又重重地掼在岗头上。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眼前竟是一片凄凉而又狼藉的景象：虽然尚有十几座大小不一的土坟丘仍原封不动地凸现在那儿，包公的墓丘却分明已经被挖开，坟头不见了，原来是坟头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面目狰狞而丑陋的大坑，坑里盛满了肮脏不堪的秽水。
这情景看得吴兴汉的眼睛止不住一热，差点落下泪来。
问附近的农民，农民说，这包公墓早在五年前就被人挖开了。
看来，包公墓已无法实施保护，包氏家族的其他墓丘被破坏也只是迟早的事。惟一还可以去做的，就只有对包公墓群进行一次科学清理，以保护好其中的文物，并力所能及地获得比较完整的发掘资料。
从大兴集黄泥坎回来之后，吴兴汉就上上下下地忙活开了。 不幸中之大幸，省“万岁馆”的领导小组对这事十分重视。他们很快向上级写出了报告。当时安徽省的党政一把手李德生，不仅做出正式的批文，还拨出三万元专款，明确指示由省“万岁馆”、市文化局、合肥钢厂、大兴公社以及包公后裔联合成立一个“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