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在小屋的门上加了一个铁闩，睡觉前不忘在铁闩下面顶一张板凳，窗户也关得死紧，连风都很难吹进来。但是夜越深，我的眼睛睁得越大，生怕一闭上就看见赵敬东。我哪还有脸见他！这样熬了几晚，白天走路我也打瞌睡，清扫虎笼时竟然靠在铁条上睡熟了，要不是小腿发麻，蚊虫叮咬得厉害，估计睡到天黑也不成问题。当时我皱起了眉头，皱得脑门上像长了大鼻子，难道非得做死鬼的邻居吗？
星期天，我找来一辆板车，把睡的和用的全部搬到车上。何彩霞正好从门前路过，她满脸放光：“广贤，你要搬走呀？”
“再不搬走，就要被赵敬东吓成神经病了。”
她哈哈大笑，就像发现我破了裤裆那样哈哈大笑，最后笑得不好意思了，就直起腰来：“我还以为只有我害怕，没想到你也害怕。你害怕好呀！你一害怕，我就不用害怕了。来，我帮你。”
她在前面拉起板车，我在后面推，但怎么也跟不上她的速度，其实不用我推，她一个人就把板车的轮子拉得飞了起来。
我搬进我们家仓库的小阁楼，就是铁马东路37号被改成礼堂的那间仓库，小池在里面脱过裙子，我在里面出生，对，小狗也是在里面捡的。顾不上蜘蛛网和楼板上的灰尘，我铺了一张席子，倒头便睡。那才叫真正的睡，原来绷紧的身体像沙子那样松开，除了中途听见两次自己的鼾声，其余的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我懵懵懂懂，一点也不晓得分析、总结，就想找个能睡的地方，不害怕的地方，却没想到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陷阱。现在回头看，才发现后来的所有失误都是因为搬家惹的，哎！要是我不搬过来……
睡到晚上，我被一阵音乐吵醒，却找不到往下看的地方。阁楼里的板壁贴满了发黄的报纸，我撕开透出灯光的那张，一扇窗口露了出来。窗口的大小和书本差不多，就像电影院里放影机前的口子那么宽窄。从窗口看下去，省宣传队的演员们正在舞台上排练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张闹饰演吴琼花，她时而踮起脚尖，时而腾空劈叉，怎么看怎么英姿飒爽。
第二天上班，我跟胡开会借了一个望远镜。到了晚上，我把望远镜架在小窗口，这下清楚多了，张闹白生生的脖子和胸口上的那道沟忽地送过来。一刹那，我血脉膨胀，两边的太阳穴突突跳动，吓得眼睛都闭紧了。我在斗争要不要再往下看？用当时的标准衡量，如果往下看思想就不健康，我就是货真价实的流氓；如果不往下看，我便是正人君子，便有纯洁的灵魂。内心就像有两个人在扭打，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双方打得鼻青脸肿，嘴角出血，最后好人占了上风。我把撕下来的报纸重新贴到窗口，让下面射来的灯光变得昏暗，让张闹的身影模糊，让我再也看不到她白生生的胸口。但是我的裤裆里却像支了一根木棍，久久地没有软下来。我拍着裤裆骂：“你怎么就没有一点觉悟呢！”
白天我按时骑车到动物园上班。何彩霞一看见我就问：“睡好了吗？”就像别人问“吃好了吗”那样问我。她的表情是一副睡足了的表情，是富翁问乞丐的表情。她说：“奇怪了，自从懂得你害怕赵敬东以后，我就成了冬眠的动物，睡得比石头还实，要不是为了领工资，我一觉能睡上一年。”你知道她这话什么意思吗？是卸下了担子的意思，是把害死赵敬东的责任全部推给我的意思。果然，不出半月，她苗条下去的身材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就叫心宽体胖。只有她那偶尔的一声招呼：“睡好了吗？”，还提醒我她曾经有过失眠的历史。
可是我却睡不着了。从傍晚开始，我就坐在阁楼里，张耳听着楼下的音乐，盯住那扇纸糊的窗口。无数次我把手伸到窗边，试图揭开贴在上面的报纸，但是想想我爸被打的模样，想想小池和于百家吃草挂鞋的情形，我害怕地把手一次次缩回。有天晚上，我实在忍无可忍，就撕开了报纸的一角，趴在窗口往下看。张闹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衣，衣襟扎在皮带里，旋转的时候、劈叉的时候还是那么英姿飒爽。我拿起望远镜，看清楚张闹有两颗扣子没扣，就是领口处那两颗关键的扣子。这让我看得更宽，更清楚，差不多把她胸前的那两坨全部看完了。顿时，我感到呼吸困难，转身靠在窗口上喘气。等到气息均匀，狂跳的心脏平静，我又扭头往下看。那时候我就这样反复无常，晚上撕开窗口上的报纸，白天又用新的报纸糊住，在做好人和做坏人之间犹豫，就像写了错别字，不停地用橡皮擦了写，写了又擦，最后窗口上的报纸越糊越厚，而经常撕开的那个位置却只有薄薄的一层，成为最亮点。
看得越清楚我就越睡不着，深夜躺下，张闹就在屋顶上飞，像赵敬东说的那样一丝不挂地飞。有时我几乎就要睡着了，她的双乳从屋顶垂落下来，一直抵达我的鼻尖。我被这样的挑逗一次次弄醒，干脆打坐起来，一遍遍回忆赵敬东对张闹的描述。慢慢地，我的立场倒向了赵敬东，就觉得面对这么撩人的张闹，即使是钢打的身体、铁做的心脏，也有可能犯他那样的错误，就觉得当初不应该看不起他，指责他，就觉得喉咙干燥发痒，想找一个人掏掏心窝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