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处于低潮，妈死了，妹妹不见了，爸还躺在仓库的乱砖上，总而言之我失去了亲人和家园，失去了睡觉的地方，鼻子常常发酸。我把赵家和于家给我吃的掰下一半，送到仓库里去，但是我爸不吃我送的食物，哪怕是他睡着了我偷偷送去的食物他也不吃，好像我在食物里放了毒，他拿起来一闻就毫不客气地丢掉，一点也不心疼，更不会考虑那是我用“吃不饱”换来的。他只吃赵大爷和于伯伯送的东西，都是些包子、馒头和油条，外加一壶寡淡的茶水。
我爸用烂报纸和破竹席紧紧地包裹自己，抵挡寒冷的袭击。他没地方可去，也不想找地方去，一心要让仓库做他的坟墓。我是他不欢迎的人，只能站在冷风中隔墙而望，有时一望就是几个小时，可以看见他卷着席子在砖头上翻身。他翻身就像圆木那样滚动，碰到凹凸不平处，他要滚好几十次才滚过去。我曾经跑进去帮他，他吼得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甚至举起砖头要砸，所以，我只能在窗外看他。那么，就让风吹红我的鼻子、耳朵，麻木我的身体吧，就让北风来得更猛烈些吧，只有全身都冷了、麻了，我的心里才会好受一些，仿佛这样能减轻我的罪孽。
一天下午，十几个砌工背着他们的家伙来到仓库。他们眯起眼睛，在仓库里拉直线，开始了改造旧仓库的工作。他们拉完直线，就在角落里搅拌水泥，然后右手提瓦刀，左手拿砖头，认真地端详。他们除了端详砖头的平直，还掂了掂砖头的重量，认真的程度绝不亚于选拔人才，严厉得像是在给砖头搞政审，生怕那些旧砖不听话，影响他们的工作。凡是他们看不上的砖头，被随手扔出窗口，能用的他们就一刀铲掉上面的旧疙瘩，抹上新水泥，沿着拉起的直线砌条凳。阳光从瓦片上漏下来，落在他们的手上、瓦刀上、鼻尖上，但是随着他们身体的晃动，阳光不断地改变位置，看上去晃动的不是他们而是阳光。仓库里烟尘滚滚，敲打声一片，旧砖头正在为新阶段发挥作用，变废为宝。
随着一排排砖砌条凳的增加，墙角只剩下最后一堆乱砖，我爸就睡在上面。砌工们抽掉一块砖，我爸的体位就改变一下，不断地随着砖头陷落，到最后他的双脚已接近地面，而脑袋还高高在上，也就是裹着我爸的席子已经斜立起来，搁在一旁的瓷碗和水壶哐啷哐啷地滚下。水洒了，馒头跑了，卷着的破席忽地弹开，露出我爸胡子拉碴的脸。必须强调，那是赵山河家的席子，就是我们用来围过狗的席子，现在它正围着我爸。砌工们丢下手中的瓦刀，坐在板结了的条凳上抽烟，烟雾和尘土在他们头顶飘扬。他们轻声地商量：要不要把我爸像扔烂砖头那样扔出去？
最后，他们全都站起来，吐掉嘴里的烟头，拍拍手上的水泥，把席子连同我爸往仓库外面抬。我爸在席子上滚动，就像荡秋千那样滚动，双脚在席子外面踢蹬，嘴里不停地喊：“别，别让我出去，我要死在家里。只要你们再给几天时间，让我恢复一点力气，我就死给你们看，站得起来我就撞墙，爬得上去我就吊颈。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就帮我在横梁上搭根绳子，打个活结，求你们把我的脖子套进去……”
砌工们像丢死狗那样把我爸丢在门外的板车上。板车闪了一下，轮子拖着拉杆滚了半圈。一个粗大的砌工对我呵斥：“把你爸拉到三厂去。”我爸大声地喊：“不！”那可是北风呼啸的冬天，我爸的鼻子很快就冻得像胡萝卜，嘴唇慢慢地乌紫，喊声逐渐微弱，最后再也没有喊的力气，闭上眼睛睡去。我脱下外衣盖在他身上，拉起板车往三厂的方向走。
马路上车来人往，我却听不到声音，好像车和人都是影子。地面铺着半干半湿的黄叶，公交车的轮子从上面碾过，好像也没有响声，倒是我手里的板车把那些黄叶压得嘁嘁喳喳的。第一次拉这么笨重的板车，我没走多远汗水就湿透衣背。打在脸上的风越来越有力，我双腿疲劳得飘了起来。下坡时，板车赶着我走。上坡时，板车拼命地往后拖，拖得我的双手又麻又痛，我几乎就要撒手不管了。就在这时，板车忽然轻了，就像下坡时那样强迫我。我一回头，看见小池嘴里喷着白气，双手搭在后架上使劲地推，细汗挂在她的额头，脸比平时更红扑扑。
小池叫池凤仙，平时大家都称她小池，是我们班上最胖的，原因是她爸在食品站当站长，比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吃肉。不过那时候的胖和现在的胖完全是两个概念，那时的胖只等于现在的正常，也就是比大家稍微粗那么一点点。正是那么一点点粗，小池显得比任何人都成熟，她的盘子脸是我们一用“红扑扑”来造句，就会立即想起的那种。她吃得饱穿得暖，没有理由不红扑扑。
我们把板车连推带拉送到三厂，许多人围了上来。我爸睁开眼睛：“这是哪里？你们是谁？能不能等我的腿好了再批斗？”
“长风，我是胡志朋。
“我是谢金川。”
“我是刘沧海。”
一个个名字像炮仗那样响起，把我爸的眼圈感动得鲜红。我和小池被人群挤出来，站在一旁喘气。小池掏出手帕给我擦汗，她没征得我同意就为我擦汗，吓得我赶紧把脸闪开。她说：“那么多的汗，你也不擦擦？”我摇摇头，躲开她的眼睛。
